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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火 香港作家 《大公报》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大公、文汇集团李大宏总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希望我写一篇“我与《大公报》”。 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其实我与《大公报》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后来一忖：“我真的与《大公报》没有半点关系吗？”为什么《大公报》这个名字于我特别感到亲切呢？ 我一直在寻思。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在我的平生所结交的师友中不乏《大公报》的前辈，比如，早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先生，还有由沈先生延聘的得意门生——萧乾，再后是当过《大公报》翻译的金庸先生。 有一段时期，人们提起《大公报》，都会联想到驰名的《文艺副刊》，说到《文艺副刊》，不能不提沈从文。行伍出身的一代文化宗师沈从文先生于1933年主持《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群贤毕集，如茅盾、叶圣陶、巴金、黎烈文等。 上世纪三十年代，京派作家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林徽因、朱光潜、金岳霖、芦焚、凌叔华、废名、汪曾祺等大家，都被沈从文罗致于《大公报》文艺副刊旗下，这一个个都是神州大地文艺天空中闪烁的明星。 此后，沈先生还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由他自己担任评判委员，隆重推出三位获奖新人芦焚、曹禺、何其芳，还为曹禺获奖作品《日出》撰写《伟大的收获》的评论登在《大公报》副刊上。后来，这三人都成为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大家。沈先生是真正的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