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博”充数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黄思韵 郭伊珞

　　“博士”在这一周备受关注。先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被曝所就读的“爱尔兰欧洲大学”，仅用一年时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被质疑为“学历工厂”；随后，湖南邵阳学院斥巨资“出口转内销”23名博士，河北邢台学院、重庆三峡学院也被曝出疑似存在批量引进“速成博士”的情况。

　　不止爱尔兰、菲律宾，美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甚至在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家，全球范围内，“野鸡大学”“注水博士”数不胜数。而它们的目标也不单单是中国，对学历有迫切需求的人，都是它们的重要“顾客”。

　　“文凭工厂”

　　2017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曝光以北美区域为主的100多所虚假学校和认证机构，800多名加拿大人从这些机构购买了假文凭。2018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数以千计的英国人在一家巴基斯坦的“文凭工厂”购买了假学历，不乏硕博学位。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探员艾伦·埃泽尔曾花费40年时间调查提供假文凭的虚假学校，参与撰写《文凭工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售出上百万假文凭》一书。他在2017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估计，美国每年新发放的博士学位中，有超过半数是假的。

　　早在2015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巴基斯坦一家名为Axact的IT公司生产假学位一事。这家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学位工厂”之一的公司的学校网站上，不乏“哈维大学”（近似“哈佛大学”）、“巴克利大学”（近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假学校。而想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只要打个电话，交2500美元就能搞定。

　　“‘学历工厂’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威胁。”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指出，公然提供出售学位的“学历工厂”可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申请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学位，有时只需五天；另一种则旨在查看申请人的生活经历并仅根据经历的描述授予学位。

　　“入场券”

　　在亚洲，“学历”也总是被视为某种“入场券”，这让不少人“心动不如行动”。在韩国，新晋第一夫人金建希前几个月就因涉嫌履历造假被警方书面调查。东国大学艺术史学副教授申正娥等逾15名公众人物曾被曝光在大学文凭上造假；在日本，著名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曾被媒体披露其学历造假，其宣称就读于东京大学却“从未被录取”。

　　在中国，洋学历造假问题也不容忽视。根据中国留学网数据，2017年一年，仅浙江省就有7%的留学生学历存在造假现象。而归国后“更容易就业”，则成为学生们冒险造假的重要动因。

　　2021年，《印度时报》爆出印度史上最大学位骗局——位于印度北部的马纳夫巴蒂大学在过去11年内，出售了36000个假学位，其中甚至包括这所学校并不实际提供的学位。据悉，这些假学历出售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印度，也传播到其他国家，不少在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科威特等国申请工作的学生从该校购买了这些假学历。

　　购买这些假学历的人种不乏高校教师。Lekh Raj曾在印度河国际大学担任土木工程系主任，学位骗局风波发生后，他被发现学历造假。他的环境科学学位据称是由马纳夫巴蒂大学颁发的，但经相关监管机构调查，该学位实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此外，声称是该校毕业的15名在新加坡工作的人，也很快被调查。

　　当初的“敲门砖”，如今都砸了脚。

　　“学历崇拜”

　　除了造假，“水博”“水硕”也备受诟病。一些大学门槛低、培养周期短等，吸引了大量留学生。但这些高校的学位含金量、办学质量等也有待商榷。如何评判“洋文凭”是否“水”？教育学者熊丙奇和中国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学位认证制度。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如今对学历的认证已经相对完善，但可钻营的空子仍然不少。比如邵阳学院这类“学历包装”现象，就更为隐蔽、更难以查证。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学历崇拜、海归崇拜的当下，总会有人铤而走险。

　　钱锺书在《围城》中写道：“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而那个花钱在德国买了“克莱登大学”博士的方鸿渐，最终也免不了被解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