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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学生在古远清教授(左)新居书房为其贺八十大寿 |
□古远清 出版了“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和“新五书”后,我还在构想“台湾文学又五书”:《台湾百年文学社团史》《台湾百年新诗史》《台湾百年散文史》《台湾文学学科史》《余光中新传》。但我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科研助手,连到快递站寄书都得我自己满头大汗扛去。故这些不切实际的“宏伟”计划,估计得留给年轻人去做了。 不再玩“五书”的游戏,转而寻求新的写作乐趣。我新买了一张大写字台,陶醉在做写书“老板”的乐趣中。我要暂时告别纠缠我多年的台港文学,转向去撰写有近半世纪历史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还有酝酿多年的《<文艺报>前史(1949-1966年)》。有些朋友调侃我“活着为了写书,写书为了活着”。其实是“活着为了读书,读书为了活着”。 我坚信学问主要不是靠命题作文做出来的,而多半靠兴趣,靠闲暇。古人说:“未妨余事做诗人”,这“余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闲,有时还靠厕上、枕上和梦中乃至病房。去年我大病一场,在重症室的床上构思好《余光中批评史》的目录,连忙叫护工帮我记录下来。 在当今个人升等、学校升级乃至研究生毕业,都必须拿出众多成果的年代,老师们碰到朋友不再问“吃饭了没有”,而是一见面开口就问:“你在做什么课题?”可试问有哪位学术大师是靠做课题做出来的?学问或优秀的学术著作,应按科学规律办:在“余事”中凭兴趣选题。就我个人近年完成的《微型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学科入门》以及《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纷争史》《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等“台湾文学十书”来说,都是全凭个人兴趣出发,闲云野鹤地选择研究课题、方向与出书方式。 在科研成果量化的年代,有人说高校老师写的是“学报体”,研究生写的是“学位体”,而教授写的是“项目体”。这“三体”固然为发展学术带来贡献,但其致命伤是“规范性”远大于“创造性”,或曰充满了“工匠气”。这就难怪《文学自由谈》发表的文章,任何一所大学都不算成果,可上面登的某些杂文,有不少吉光片羽和真知灼见,是“学报体”论文所最缺乏的。 温煦的阳光,慵懒的午后,一杯茶,一本书,我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沉潜在众多繁体字书的世界中。从杏坛下岗的二十年,书房是我展开自虐式、疯狂的阅读场所,是我何以解忧、何以疗伤、何以快乐的地方。有人问我:“人生最爽的境界是什么?”答曰:“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其实是寂静而非寂寞,因为我有书中众多文朋诗友做伴。 我相信,文史哲这些传统学科,除必要的命题作文外,更需要的是学者的心灵自由。到了人生的深秋,我已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不再受硬性的科研指标羁绊了。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值得放鞭炮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