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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学生在古远清教授（左）新居书房为其贺八十大寿 |
□古远清 出版了“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和“新五书”后，我还在构想“台湾文学又五书”：《台湾百年文学社团史》《台湾百年新诗史》《台湾百年散文史》《台湾文学学科史》《余光中新传》。但我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科研助手，连到快递站寄书都得我自己满头大汗扛去。故这些不切实际的“宏伟”计划，估计得留给年轻人去做了。 不再玩“五书”的游戏，转而寻求新的写作乐趣。我新买了一张大写字台，陶醉在做写书“老板”的乐趣中。我要暂时告别纠缠我多年的台港文学，转向去撰写有近半世纪历史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还有酝酿多年的《<文艺报>前史（1949-1966年）》。有些朋友调侃我“活着为了写书，写书为了活着”。其实是“活着为了读书，读书为了活着”。 我坚信学问主要不是靠命题作文做出来的，而多半靠兴趣，靠闲暇。古人说：“未妨余事做诗人”，这“余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闲，有时还靠厕上、枕上和梦中乃至病房。去年我大病一场，在重症室的床上构思好《余光中批评史》的目录，连忙叫护工帮我记录下来。 在当今个人升等、学校升级乃至研究生毕业，都必须拿出众多成果的年代，老师们碰到朋友不再问“吃饭了没有”，而是一见面开口就问：“你在做什么课题？”可试问有哪位学术大师是靠做课题做出来的？学问或优秀的学术著作，应按科学规律办：在“余事”中凭兴趣选题。就我个人近年完成的《微型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学科入门》以及《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纷争史》《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等“台湾文学十书”来说，都是全凭个人兴趣出发，闲云野鹤地选择研究课题、方向与出书方式。 在科研成果量化的年代，有人说高校老师写的是“学报体”，研究生写的是“学位体”，而教授写的是“项目体”。这“三体”固然为发展学术带来贡献，但其致命伤是“规范性”远大于“创造性”，或曰充满了“工匠气”。这就难怪《文学自由谈》发表的文章，任何一所大学都不算成果，可上面登的某些杂文，有不少吉光片羽和真知灼见，是“学报体”论文所最缺乏的。 温煦的阳光，慵懒的午后，一杯茶，一本书，我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沉潜在众多繁体字书的世界中。从杏坛下岗的二十年，书房是我展开自虐式、疯狂的阅读场所，是我何以解忧、何以疗伤、何以快乐的地方。有人问我：“人生最爽的境界是什么？”答曰：“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其实是寂静而非寂寞，因为我有书中众多文朋诗友做伴。 我相信，文史哲这些传统学科，除必要的命题作文外，更需要的是学者的心灵自由。到了人生的深秋，我已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不再受硬性的科研指标羁绊了。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值得放鞭炮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