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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教授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供图 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数量激增、影响力增强，而北美新移民文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研究者对北美地区华文文学的关注主要是面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写作。尤其是近些年新移民作家如张翎、陈河、薛忆沩、李彦、曾晓文、宇秀等人的创作，呈现出新的特质。 9月17日-18日，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联合加拿大约克大学、温州大学举办了“回顾与前瞻：新世纪加拿大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华文文学有哪些新的发展？今天的海外华人作家是如何想象和书写中国的？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暨南大学文学院白杨教授—— 三高校合作总结加华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这次研讨会为什么选择侧重讨论加拿大华文文学？ 白杨：以三校合作的方式举办这次加华文学专题研讨会，有一个历史的机缘。2010年7月，由暨南大学、约克大学和加拿大中国笔会联合主办过一场“加拿大华裔/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的反响很好，到2017年时，温州大学加入了这个合作，因为旅居多伦多的作家张翎、陈河都是温州人，温州大学近年来在做“加华文学中的温州现象”研究，因此暨南大学、约克大学和温州大学合议成立了一个“加拿大华文文学研究工作坊”，由三校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讲座，希望以此来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及传播。2017年到2019年期间，已经在约克大学、温州大学分别举办过加华文学专题研讨会，此次暨大承办会议是这个工作坊的系列活动之一。 从创作的成果看，可以说加拿大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之一。新世纪以来，有一批创作者推出了具有历史厚度和现实观照意义的作品，从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到思想意识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空间。其中有的作品还被改编为影视剧，像张翎的小说《余震》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产生了跨媒介传播的效应。这些因素的合力使加华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回顾与前瞻：新世纪加拿大华文文学”，意在探讨、总结加华文学的成就与经验，探索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新路径。 不同于早期先侨移民的写作 羊城晚报：从您的阅读经验看，新世纪加华文学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优秀作家、作品？ 白杨：新世纪以来，加华文学呈现出不同作家代际、多重文学视野丰富发展的面貌。从创作的成果看，张翎的《金山》《劳燕》，陈河的《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天空之镜》等，都把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放入历史的追忆中，在一种世界性的视野中呈现中华文化的经验。在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碰撞、冲突，以及由于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根性文化的因素，对于人物在文化选择、生存意识及生存观念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创作，在近年来也受到学界比较多的关注和研讨。这些作品打捞被历史湮没的早期赴北美地区华侨华人的海外生存史、奋斗史，特别是挖掘华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曾发挥的作用，在题材选择和历史意识的反思等层面都体现出独特性，扩展了以往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内涵。 此外，李彦、薛忆沩从不同视角对白求恩故事的重塑，也带给读者新异的感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白求恩，搭建起了中国和加拿大在历史上一段难忘的友好记忆，曾经有许多文艺作品以白求恩为原型进行再创作，李彦、薛忆沩在旅居加拿大期间也进行了相关史料的搜集，并以对个体生命的审视为切入点，尝试重新讲述日常生活经验中白求恩的生命故事。 还有曾晓文的作品，她比较多地描写移民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问题，并呈现不同族裔、不同生命经历的人们相互理解的情感，她称自己的创作是“身处叙事现场的移民书写”，“应选取有温度、有张力的情节和意象，让自己的创作在拥有土地之后，可以插上翅膀飞翔”。 陈浩泉的散文集《用双脚阅读地球》，也在跨国越界的生命行旅中，表达对故国原乡的思恋和对不同国别文化的观察思考。 生命经验中的流动性经历促发了当代海外华人作家对文化流动性的思考，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不同于20世纪早期先侨移民的纪实性写作，或者是五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思潮时期的创作，在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上都表现出更明确的主体性意识。正如加拿大研究者吕燕所言，20世纪早期的加拿大华人移民书写关注的多是离散经历、文化冲突与身份困惑等问题，而近些年来随着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壮大，加华文学将目光投向复杂交错的多向迁徙和文化联系，这种变化是值得关注的。 海外华文作家的“超限体验” 羊城晚报：海外华文文学的主题不再只是简单的“怀旧”与“思乡”，这种变化是如何呈现在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中的？ 白杨：对创作的变化，有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做追踪讨论。正如东南大学的张娟教授谈到的，海外华文写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身份问题。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中，在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上，中国留学生与西方文化都存在不容忽视的鸿沟，可以说基于差异体验的身份焦虑成为海外华文反复书写的主题。在具有异域色彩的历史事件和族裔叙事中，又往往会强调东方的神秘与超自然，满足西方读者的“窥视”欲与东方想象。近些年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中西差异和隔膜的逐渐弱化，新移民的生活境遇也得到极大改变，这批作家的笔下，不再停留在过去书写难以融入的情感状态，海外华文文学不再只是简单的“怀旧”“思乡”和“自我东方化”，而是站在中西文化语境中，以平等的视角呈现文化融合所带来的系列思考，“中国故事”也开始在更广阔的世界语境中进行。 以陈河为例，他是这种变化中比较典型的作家。陈河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弱势族群的“他者”形象。即使在《沙捞越战事》描写马来西亚沙捞越丛林的原始与残酷，也并没有将长屋、猎头族等东方奇观元素当作“西方”对“东方”的“窥视”与“猎奇”，而是用客观的叙述语体穿插编织起来，写作态度理性而客观。他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对不同国籍的寻宝者的描写，同样展示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的丰富性，表现出了一种坦荡包容的民族自信。 再以张翎的创作为例。她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雁过藻溪》还有伤痕文学叙事的痕迹，但从《金山》《劳燕》的创作中，已经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近些年来，她经常回到国内，对于国内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变迁都有所关注，也尝试在中外文化交融中寻求新的创作路径，她的小说《廊桥夜话》，直面乡土社会的生存困境和伦理难题，带给读者一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羊城晚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以往比较常见的形式是按照地域、国别来分类进行，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白杨：的确有你提到的这种情况，但讲述的便利和对文学特质的评判还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问题。研究者有时用地域性标准来宏观地描述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特征，有其客观必要性。受历史、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的华人所要面对的生存体验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提供的文学面貌会具有地区的共性，从这些共同性出发再考察作家个体的差异性，会带给我们不同的阅读感受。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作家个体的研究需要超越对共性的认识。南京大学刘俊教授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他的特点一定是非常独特的，跟地域可能没有太大关系。重要的是作家的创作给文学史或者同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独特的经验，包括语言的经验、文学题材的经验、主题的经验等。 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也提到，“身处海外的汉语文学家所体验的人生更加宽阔，阅读面也较广，超出了一般作家的视阈限制，这是他们的‘超限体验’，更是他们的文学所具有的某种优势”。 他们的生命体验呈现出超越中国本土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色，这是华文文学创作常常更能够体现中华文化自信的主要原因，也是海外华文文学最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