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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溪 《红楼梦》中宝玉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说辞：“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旁人的眼中，这是出自宝玉一种顽劣的“癖性”，然纵览八十回，观其所喜爱者，却并非只是女儿，而那些被他视为“浊物”的，也不是只有男子。一心想着功名的禄蠹，迂腐的道学家，还有以世俗杀人的婆娘，在他心里，他们的世界是污秽的、庸俗的、丑陋的，甚至宝钗、湘云也因为说了些“混账话”而被他鄙夷过。 “清”在书中看似出自女儿天性，其背后却是文人对俗世逻辑中的“浊念”长久且艰辛的澡雪。中国哲人很早就领悟到，纾解一个文明世界中这“清”与“浊”的矛盾，乃是人世间中最根本的课题。“浊物”与“浊世”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存有面貌，而在人的行动和思想上，又被指称为“俗”或者“伪”。这三者并不等同于西方伦理学上的“恶”，或者美学上的“丑”，或者逻辑中的“谬误”和判断中的“假”，但在中国哲人的眼中，它们比道德上的恶更可恶，比形体上的丑更丑陋，比知识上的谬误更难以更正。 朱光潜先生曾在《“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一文中说：“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又说：“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这看似平常的说法，却隐含着很深的哲学洞见。 “俗”和“伪”这种丧失“本真性”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出自人的社会秉性所生成的逻辑，任何一个在世间生活的人，都难以避免与这一逻辑照面。苏轼曾说过：“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在他眼中，这“俗病”是世间最难以疗治的一种痼疾。文人弹琴、品茶的时候，甚至说“不许俗人闻此音”“不可与俗人论也”。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文人的生活高高在上，并不亲近于普通人。其实，这里的“俗”既不是社会群体中的基层民众，也不是文学中民间流行的文体，更不是艺术史中所说的“雅俗”的趣味，它指的是一种“不思”的存在方式，是对现有规则和现象的盲目遵循和模仿，而不能以一个本真的“自我”作为思考和判断的主体去面对世界。 当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都无法彻底改变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中人和思想的这种“被规定性”。只是，对此有所感悟的他们，基于对世界之真意和自我之真性的渴望，从未停止对于这样一个“清泠”的世界的寻找，也从未停止清澄个人内心尘滓的努力。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以“清谈”作为主体生活方式的名士们，正是要规避一个“浊世”从外在到内在的干扰，从而令个人的语言、举止和生活始终以一种“清”的方式存有于天地间。但是，如阎步克先生在《波峰与波谷》一书中指出的，也正是从魏晋开始，所谓“清途”“清官”“清议”，这些原本被作为独立于社会的自我价值的观念，却成为区分“贵-贱”“士-吏”“文-武”的身份之别。这实际上又将一些原本“清”的存有方式，变成了某种身份的标签，而令其存在失去了本己的真意。 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逐步打破了贵族社会的常态，当士大夫有了从中下层出身“平步青云”的可能性，“仕途经济”遂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不是每个人在宦海的洗礼之后，依然可以以平静完整的身心归隐田园。如白居易“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的闲居生活总是暂时的，而宦海的召唤和庸扰则是无止休的。苏轼曾数次称赏欧阳修在长期的仕途之后还能得“隐”的生命，感叹“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后来他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晚年又数次与李公麟谈过一起归隐之事，可终于还是没能如愿，客死于从被流放的海外归乡的路途上。 然而，在白居易和苏轼的生命中，始终存有对世俗观念的批判，也从未停止对于世界与“我”共同“真性”的追寻。 因此，本书特别要以“用物”作为中心去探索文人之物的问题。在一个用具之中所显现的“真”，才会尤为鲜明地证实，并非中国人偏爱自然，或者喜爱自然的事物，而是当他们持续不懈地以“清”的目光去看待周遭世界时，这些事物天然的“真性”才会被洗练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