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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溪 《红楼梦》中宝玉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说辞:“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旁人的眼中,这是出自宝玉一种顽劣的“癖性”,然纵览八十回,观其所喜爱者,却并非只是女儿,而那些被他视为“浊物”的,也不是只有男子。一心想着功名的禄蠹,迂腐的道学家,还有以世俗杀人的婆娘,在他心里,他们的世界是污秽的、庸俗的、丑陋的,甚至宝钗、湘云也因为说了些“混账话”而被他鄙夷过。 “清”在书中看似出自女儿天性,其背后却是文人对俗世逻辑中的“浊念”长久且艰辛的澡雪。中国哲人很早就领悟到,纾解一个文明世界中这“清”与“浊”的矛盾,乃是人世间中最根本的课题。“浊物”与“浊世”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存有面貌,而在人的行动和思想上,又被指称为“俗”或者“伪”。这三者并不等同于西方伦理学上的“恶”,或者美学上的“丑”,或者逻辑中的“谬误”和判断中的“假”,但在中国哲人的眼中,它们比道德上的恶更可恶,比形体上的丑更丑陋,比知识上的谬误更难以更正。 朱光潜先生曾在《“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一文中说:“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又说:“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这看似平常的说法,却隐含着很深的哲学洞见。 “俗”和“伪”这种丧失“本真性”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出自人的社会秉性所生成的逻辑,任何一个在世间生活的人,都难以避免与这一逻辑照面。苏轼曾说过:“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在他眼中,这“俗病”是世间最难以疗治的一种痼疾。文人弹琴、品茶的时候,甚至说“不许俗人闻此音”“不可与俗人论也”。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文人的生活高高在上,并不亲近于普通人。其实,这里的“俗”既不是社会群体中的基层民众,也不是文学中民间流行的文体,更不是艺术史中所说的“雅俗”的趣味,它指的是一种“不思”的存在方式,是对现有规则和现象的盲目遵循和模仿,而不能以一个本真的“自我”作为思考和判断的主体去面对世界。 当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都无法彻底改变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中人和思想的这种“被规定性”。只是,对此有所感悟的他们,基于对世界之真意和自我之真性的渴望,从未停止对于这样一个“清泠”的世界的寻找,也从未停止清澄个人内心尘滓的努力。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以“清谈”作为主体生活方式的名士们,正是要规避一个“浊世”从外在到内在的干扰,从而令个人的语言、举止和生活始终以一种“清”的方式存有于天地间。但是,如阎步克先生在《波峰与波谷》一书中指出的,也正是从魏晋开始,所谓“清途”“清官”“清议”,这些原本被作为独立于社会的自我价值的观念,却成为区分“贵-贱”“士-吏”“文-武”的身份之别。这实际上又将一些原本“清”的存有方式,变成了某种身份的标签,而令其存在失去了本己的真意。 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逐步打破了贵族社会的常态,当士大夫有了从中下层出身“平步青云”的可能性,“仕途经济”遂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不是每个人在宦海的洗礼之后,依然可以以平静完整的身心归隐田园。如白居易“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的闲居生活总是暂时的,而宦海的召唤和庸扰则是无止休的。苏轼曾数次称赏欧阳修在长期的仕途之后还能得“隐”的生命,感叹“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后来他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晚年又数次与李公麟谈过一起归隐之事,可终于还是没能如愿,客死于从被流放的海外归乡的路途上。 然而,在白居易和苏轼的生命中,始终存有对世俗观念的批判,也从未停止对于世界与“我”共同“真性”的追寻。 因此,本书特别要以“用物”作为中心去探索文人之物的问题。在一个用具之中所显现的“真”,才会尤为鲜明地证实,并非中国人偏爱自然,或者喜爱自然的事物,而是当他们持续不懈地以“清”的目光去看待周遭世界时,这些事物天然的“真性”才会被洗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