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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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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展示的《荔子碑》 |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唐宋时期，不少文豪名家曾宦游岭南，对此地的社会、人文产生深远影响。 在广西柳州市的柳侯祠内，堂中伫立的宋代原件《荔子碑》，因集“韩文、苏书、柳事”为一体——即碑文载柳宗元在岭南事迹，诗文为韩愈纪念柳宗元所作，书法出自苏轼盛年之手——被历代文人称为“三绝碑”。此碑名闻天下，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奇伟雄健”誉之，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则视之为“天下第一碑”。 当下，“三绝碑”的原刻拓片正在广东省博物馆《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中展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跨域时空相会于此碑，不仅仅有文学的意义、历史的意义，更有审美的意义。”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彭玉平教授来到展览现场，从历史、文学、书法等角度解读“三绝碑”的深厚内涵。 碑文为故友抱屈惋惜 《荔子碑》或称《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现存于广西柳州柳侯祠内，为国家一级文物。原刻拓片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共计147个字。此碑刻于宋嘉定十年（1217年)，内容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写《柳州罗池庙碑》碑文末尾部分的《迎享送神诗》，以其首句“荔子丹兮蕉黄”而得名。 唐代柳宗元在岭南的柳州任官，因地施政，深得百姓爱戴。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当地百姓为他修建衣冠冢，在城东罗池建庙，以为纪念。“柳宗元、韩愈同朝参政，虽然政见不同，却互相欣赏。柳宗元病逝柳州后，韩愈三度撰文悼念亡友，此碑文就是其中一篇。”彭玉平介绍，韩愈在《荔子碑》文中记述了柳宗元的仕途变迁、为政之绩，为其经历抱屈、惋惜，还引述柳语“吾弃于时而寄于此”明发己志。 时隔两百多年后，当苏轼南下广东途经湖南时，应邀书写《罗池庙碑》。他并没有写《罗池庙碑》的全文，而是以其古厚高绝的楷书写了《罗池庙碑》后面的《迎享送神诗》。南宋嘉定十年，人们将苏轼之作刻碑于岭南柳州罗池庙，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从现在展出的拓片可见，该碑曾裂为三截。据《柳州府志》载，在战乱中，此碑一度断为三截，还被拿来修砌城墙，后来人们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才将断碑重新拼合复原。 唐宋古文经典之作 “唐宋时代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起因于宦游文人到各地，领略祖国大好山川、了解到当地淳朴的民风，由此唤起他们的创作欲望，这样创作出一批文学经典。”彭玉平介绍，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因此而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永州八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山川风物进行描写，抒发感受，轻松文笔中带着特殊的审美和情感。” 在彭玉平看来，韩愈在《荔子碑》上的附文，亦可见柳宗元的风格。“韩愈平素文章风格往往比较厚重，以思想家的形象示人。但他有个了不起的地方，写谁就能模仿谁的风格。在此文中，韩愈就模仿了柳宗元的文风，以舒缓的节奏记述了故友事迹，同样是唐宋古文的一篇经典之作。” “作为后来者，苏轼对柳宗元、韩愈的文学评价值得注意。”彭玉平认为，苏轼对柳宗元的诗歌尤其推崇，有过许多直接评价，他曾以“枯淡”形容柳诗——看似枯燥乏味，实则越琢磨越有味道。“苏轼晚年去海南，带了两个人的诗文集，陶渊明和柳宗元。他还要求自己的孩子读柳宗元的诗文，可见对柳宗元发自内心的追随与认同。”此外，在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苏轼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句子，赞誉韩愈发起古文运动、重振文风的勋绩。 每个字都下足了功夫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苏轼在手书此文时的特殊情感。”治学之余，彭玉平对翰墨书法也有实践与体悟。在他看来，苏轼所书《荔子碑》时，心态庄重严肃，每一个字都下足了功夫。此件被历代书家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的作品，字字大小错落有致，用墨浓重，可见书写者的一丝不苟，甚至敬仰之情。“他把自己的智慧、情感、审美都投入到这篇碑文中了。” 苏轼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其书法对时风、对后世都影响深远。彭玉平坦言，自己就是东坡书法的“骨灰级”粉丝。但他觉得：“对于苏轼的书法，并不适合单纯从书法家的角度来看待。”苏轼书法贵在文人气，“我觉得苏轼先生就没想过要当个书法家，书法在他那里始终是一种表达方法、是一种工具。他是根据自己对文本的了解，然后才把书法展现出来的。” “文本内容与书法风格需要相得益彰。从这块碑来看，韩愈的文、柳宗元的德政与苏轼的书法，三者高度结合，天衣无缝。”彭玉平认为，《荔子碑》不仅直接体现了韩愈与柳宗元的故交情谊，更凝聚了苏轼与前人的隔代神交。读罢此碑此文此书，彭玉平更有感而发，赋诗一首，致敬古人：“焚香静气蘸深愁，长忆河东谪柳州。任是退之才倚马，要留子瞻墨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