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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羊城晚报：自从岑桑去世以后，有不少怀念他的文章，您很早就进入广东出版界工作，和岑桑有过接触吗？对他印象如何？ 林贤治：我从乡下前来广州工作逾四十年，初到出版社，就和岑桑先生有联系。接触中，觉得他是个忠厚、正直、富于感情而又作风严谨的人。他爱护青年，珍惜人才，在出版工作方面很有事业心。 羊城晚报：和他交往中有哪些难忘的事？ 林贤治：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最早向我约稿的人便是岑桑先生。那时，我还是乡村医生，才发表过一个组诗，在文坛上寂寂无名。他正在筹备大型文学杂志《花城》，通过南方日报社关振东先生向我组稿。我寄出一首长诗，他即发表在创刊号上。由于户籍在农村，又没有大学文凭，到出版社后只能做临时工，无法办理迁移手续。岑桑先生很关心我的调动问题，多次过问，而且从中做过一些很具体的帮助工作。 在一些特殊时期，作为人民出版社社长，岑桑先生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当他了解到我有写作鲁迅传的计划时，当即鼓动我动笔，并表示完成后交由他编辑出版。这就是后来的《人间鲁迅》。此书重印达二十版次，在重版后记中，我对岑桑先生表示了特别的感谢。多年以后，他还特约我为《岭南文库》撰写“鲁迅在广州”一书，我因有别的写作计划婉辞了，为此抱愧至今。岑桑对我的编辑工作是信任的，曾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一套新诗丛书交由我负责组稿编辑，北岛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北岛诗选》，就是我做责编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羊城晚报：“岭南文库”是岑桑主要筹划的一个“工程”，既有普及系列，也有学术系列，影响很大。类似这种出版工程有何现实意义？ 林贤治：《岭南文库》是一个较成系统的地域文化积累的项目。它致力于抢救和整理相关史料，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优秀文化的保存。 羊城晚报：如何定位岑桑在广东出版界中的地位？ 林贤治：岑桑先生在出版方面的成就，与当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史有很大关系。说到贡献，集中表现在“文革”以后，戴厚英的《人啊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折点。这时，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而他在广东地方文化积累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开拓性，《岭南文库》可谓集大成之作。 羊城晚报：在广东出版界还有哪些类似岑桑这样的人？ 林贤治：以我所见，近五十年间，广东出版界除了岑桑，还有苏晨、李士非两位，堪称有文化理想与人文关怀的出版家。他们具有卓越的识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一面发掘人才，一面推出作品。可惜的是，后两位从事出版的时间太短了。 羊城晚报：在全国范围内，广东出版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您认为衡量一家出版社影响力的标准有哪些？ 林贤治：可以从以下几点考察：一、有多少在国内受大众欢迎的出版物，即所谓“畅销书”；二、有多少为文化精英，即我们常说的“读书人”乐于搜读和谈论的读物，这些读物可能是小众的，但常印常销，人称“常销书”。至于获奖之类，奖项于今五花八门，在我看来倒是不足为据的。“常销书”是在与时间的博弈中保留下来的，它的占有量对出版社来说很重要，这就是积存的“家底”。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便有许多品种在不断重版，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出版社的影响力。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省份，作为出版大省的广东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林贤治：与北京、上海、南京比较，广州没有专业的译文出版社，译本在出版物中所占比例极小；引进版图书相对缺席，对一个近代以来以“开放”著称的南方文化重镇来说，也需要补足；在近现代史中，广州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重要的位置。对此，出版界要有认识，有使命感，然后才可以谈作者的发现与培养，以及书稿的组织问题。从未同岑桑先生谈这些，我总觉得这是作为领导者的事。 羊城晚报：您觉得岑桑作为一个“现象”，对于广东出版界有何启示？ 林贤治：在广东出版界，岑桑先生不是孤立的存在，准确一点说，他是那一代出版人中优秀的代表之一。据我所知，像萧殷、黄秋耘、苏晨、李士非等，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情怀，一生切切实实地工作着的人。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