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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这本小书作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近四十年。四十年前，我四十岁，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博士，但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是个“老童生”。有那么多书要读，有那么多问题要想，兴奋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感到年龄差别。这本书初版本文后有个注：初稿于1985年，还有个兴高采烈的序言，欢呼在文科中竟然找到了一个逻辑层层推进的严密学科，从此不必再以说巴黎腔的玄语为荣了。 这个书名带来一点茶杯里的风波。当年出版社的编辑被批评：“有人出的书标题极其怪异，叫作《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不通之甚！”如今过了三十多年，我还对此愤愤不平，看来太小气挨不得批评？不是，因为这题目至今没有被充分理解，这本是叙述学的关键：叙述行为能叙述一切，就是无法叙述叙述行为本身，叙述行为实际上比被叙述出来的文本高一个层次。正如一面墙上有告示“此处不准贴告示”，此告示违反规定吗？不，它首先要被告示出来，才能进行告示。哪怕叙述者（无论是真人还是“被委托”的人物）说“我这就寄”“我即刻发”“幕在落下”，他说的依然不是形成本叙述的叙述行为，而已经是被叙述的内容。 叙述不是符号的简单堆积，而是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者读出合一的意义和时间向度”的文本，简明地说，就是一个说故事的符号集合。由此，就必然落进所有集合的根本问题：“自指悖论”。 正因为叙述的出发方式是个悖论，叙述理论的展开也必然充满悖论。说者需要被说才能存在，才能说出叙述，这个关键点摆上了这本书的封面，但讨论中却没有充分说透，只是讨论了说者无所不在的种种痕迹。究竟叙述行为本身，如何才能被说出来呢？即“说者究竟如何才能被叙述出来呢”? 此事我思考了二十多年，直到2013年出版的《广义叙述学》才说出了叙述实践中的处理方式，即从中国小说《镜花缘》开始的“回旋跨层”。我最早著文分析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大量此种手法，有的学者告诉我这只是“作者写糊了”。这是可能的，小说作者本不需要有叙述学的知识，有样学样即可。但一旦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所有的叙述，尤其包括演示类叙述（如戏剧、相声等）或用新媒介记录下来的“类演示”叙述（电影、电视，甚至当下的抖音、直播等），回旋跨层造成的逻辑破损，会得到演示叙述的“同框”效果修补，至少让观众感官上觉得可以说得通，这样或许部分回答了“说者如何被说”这个难题。 尽管如此，此书原序中我的欢呼“叙述学实际上是个条理相当分明的‘学问’。在人文学科中，这样的好事几乎是绝无仅有”，恐怕是太乐观了。叙述学并不如几何学那样整齐。几何算式处理已经抽象为概念关系，记录与人无关的变化，总结其规律的是科学报告，是科学/实用的陈述。而叙述必须卷入人，人物、人群、卷入他们的生活经历，一旦卷入人，我们就会发现有种种复杂变异，种种歧义。 即便人的行为不得不遵循社会文化的规训，人的思想也不受边际与规则的拘束，尤其是当叙述成为艺术，想象力就朝边界狂奔。叙述学当然要有抽象范畴的论说，但叙述本身的生命力在于人世间的实践，必然冲破藩篱，进入尚未测量的领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2011年接受了“广义叙述学”课题，两年后的2013年即很快交稿出版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写得快，而是因为从写《说者》开始，我已经思索了30年。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重印，我还是保留这个曾被批评的书名：不是我不谦虚不尊重，而是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有人好好理解。 叙述的“本质性内在矛盾”，依然是这个老问题：叙述行为为何不可能被叙述出来？如果竟然被瞥见，又是什么原因？就我个人而言，岁月能花在思考此种问题上，也是一生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