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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感谢每一个有兴趣读这本小册子的读者。1994年此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当时的编辑丁宁女士，对版本之简陋表示歉意。社里同事嘲笑她，说什么时代了，还有兴趣大言不惭讨论“文化”？的确，那是个下海经商，个个蜂拥到致富路上的年代。我对丁宁说，没有关系，万一大家都想看这种书，恐怕应当“苦恼”的就是作者了。全社会的人，似乎都去冲独木桥，肯定只有才华出众的天才才能冲过去，剩下几个人在不靠岸的草丛泥岸中发傻。 此后经年，独木桥会变动位置，泥岸永远是泥岸，这本书谈的问题好在依然没有过时。广西师大出版社愿意重版，嘱我再写一篇后记，我也只好把产生这本书的故事说一下。1983年秋天，我就读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很惊奇地发现这个博士读得很奇怪：主要的功课，是准备第三年之前，考一个叫做“资格考”的艰难考试。备考几年，可能屡考不过，考过了就荣称ABD（All But Dissertation，只待写论文的博士），可以去就业，去任教，也就可以有资格写论文。论文可以慢慢写，有的人写了十年。只要导师觉得行就可以授位了。至于“毕业论文答辩”，毕业仪式之类，是应博士生要求才进行的荣誉甜头。 一句话，博士论文不是大事，“资格考”才是大难。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我听说过，想象过的博士学习都大不相同。这个考试号称的“鬼门关”并非浪得虚名。比较文学系的考试是：五门语言（可以分别考，但必须有一门古典语）、三国文学、总体文学理论、目标国文学历史。每一门考试都是关单间，无监考人，要回答的问题太散，我想不出有何作弊可能。考完即可交卷，但大多数人被要下班的秘书催才交，场面颇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考官们等着读考卷，全都通过了，才择日举行口试。口试的一部分内容，是“打算如何写论文”，有点像现在所谓“开题报告”，这时才总算提到博士论文。 记得我1983年入学，当时不得不与拉丁语的变格变位苦苦纠缠两年多。1985年年底才敢去通过资格考，据说已经是创该系最早纪录。然后花两年时间写论文，1987年才交出论文。我不知道这个制度在其他大学是否有所不同，我到欧洲后，那里博士生培养没有“资格考”，却听说各大学愿意招曾经被“资格考”狠狠折磨过的博士生。 我进入伯克利学习时，著名叙述学家恰普曼正在执教，尽管是在修辞系，也能听课拿学分。那时我就打定主意“强攻”叙述学，不过首先要弄通原理（资格考总体文学理论），一边也要考虑如何应用于中国小说（目标文本群）。由于博士过考试关的特殊安排，我的博士论文的准备就被分成两个部分：理论与应用，必须理论先考过，最后才能将这两个部分合成一本论文。 1995年经过改写的本子The Uneasy Narrator，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到中文出版时，又回到原先的准备阶段，成为两本书，一本是1996年由人大出版社出版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另一本就是199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苦恼的叙述者》。局限在小说的叙述研究，称之为叙述学，如果扩大到用任何方式讲出来的故事，包括电影、戏剧、预言等，就不得不露出符号学的底色。我对这个课题思考了四十年，最后在2013年写成了《广义叙述学》，也就是“符号叙述学”。面壁专注一个问题一辈子，总得学会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叙述者会苦恼？哪怕它是一种形式功能，在讲故事时他也成为一种人格化的功能。它在每本小说中形态不一，因而研究者不得不找到它的可捉摸的形态，尤其是在某个民族的某个体裁的变化中，找到它的比较特别的形态。这就是本书的任务，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是否已经完成。遥想当年通过考官并非难事，四十年后本书要面对的今日读者，对各种学说，眼睛明亮得多。我等你们是否让我通过这个资格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