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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大光 我和万振环相识四十年，他在报社，我在出版社，彼此都是大半生从事文字编辑工作，他退休后，将在“花地”工作期间与各地作者的通信，陆续整理，精选，录入电脑，花费多年心血，辑成一部《花地飞鸿二十年》。 老万是个有心人，重感情，通事理，与作者交往，不论名气大小，职位高低，一律以认真诚恳的职业操守平等相待。孙犁先生在世时，我常去耕堂聊天，多次听到先生对老万工作的赞许。孙犁说，他对《羊城晚报》印象颇佳，写了短文，最先想到给“花地”，一是见报快，二是处理稿件认真，每次寄稿去，“花地”编辑万振环必三回信，接到稿件一封，发排一封，刊出后寄样报又是一封。有一次万振环请孙犁题写书名，先生怕写不好，多写了几张寄去，万振环收到表示，不用的也要珍藏。他很感动。孙犁晚年，经万振环编发，在“花地”刊发作品 一百多篇，仅次于先生供职的《天津日报》，其间许多细节，在双方通信中保留了下来。上海赵丽宏为老朋友万振环与孙犁的交往感到骄傲，“孙犁赞赏你，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老人眼界极高，得到他的赞誉不易。真为你高兴。”1995年，孙犁因病搁笔，最后一篇文学作品《记秀容》，2月5日寄给万振环，2月19日就在《羊城晚报·花地》上刊出。此后，孙犁不再方便复信，老万仍多次致函问候，向孙犁汇报自己的工作与写作， 我想，这些信给病中的先生带来很大安慰，1997年夏，我去医院探望孙犁先生，正在闭目养神的先生握住我的手，唯独问了一句：“万振环有信来吗？”十多年间，孙犁先后致信万振环81封，老万给孙犁的信，当数倍于此，这些书信在当代报刊编辑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与陈忠实的通信始于1984年8月，《白鹿原》尚未问世，老万在一堆自发来稿中，发现了陈忠实的短文《灞河的早晨》，编发于“花地”，陈忠实收到样报，有些意外，复信满是感激之情，“那篇小稿，承您重视，得以在我很喜欢阅读的《羊城晚报》刊出，很以为幸运。五月我到上海去开会，回来时没见到您的信，大约丢失了。那篇小特写，原以为废弃了，所以也没有再问询，想不到您又采用了。谢谢……花地办得生气勃勃，不仅我喜欢，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这就要感谢你们的辛苦了。”十年后，陈忠实已名满华夏，老万驰信约稿，忠实复信全然是老友的口气，“多年未通信息，突然接到您的信，真是喜出望外，原想给您写篇散文一并寄去，可后来竟不能如愿，整天泡在应酬杂事中，不单时间被挤得没了，写作情绪也被消解了，常常是无可奈何而又丧气。看看拖得久了，实在过意不去，便把旧有和新作的四首小词归拢起来，请你审阅。古词要求严格，不工之处让你嘲笑了。西安若有事需帮助，请不要客气。”仰仗常年的约稿、编稿通信，文字之交成为了挚友，这样的雅例在《花地飞鸿二十年》中比比皆是，河北省散文学会会长韦野曾在信中谈到：“我每天看你们的报，特别是‘花地’‘晚会’‘书报摊’，都办得好，是真正的丰富多彩。你给河北的散文作者帮了大忙，不少同志经你帮扶发表作品，念念不忘。九月份的一次散文会上，郭淑敏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你们报纸对她的帮助，将复印件给我看，我知道这都是你的栽培。”郭淑敏、张立勤，这两位来自河北省基层的青年作者，就是从“花地”走向全国，成为各具风格的散文作家。 老万的人望，给他的“花地”朋友圈带来滚雪球效应，远及大洋彼岸，美籍华裔诗人周正光原是从羊城移居美国的，做生意之余，不忘旧好，常赋诗寄托思乡情怀，华人作家刘荒田写了一篇关于周正光的特写，由诗人邵燕祥推荐给万振环，该文见报后，周正光在美国读到，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这一代人自《羊城晚报》创刊始，它即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我离开祖国多年，今天重阅‘花地’，真是感慨万千，能够一睹家乡的文风，全拜您的厚赐。”此后双方常有书信往还，周正光的诗词也多次在故乡的“花地”上亮相。 《花地飞鸿二十年》一书最动人，也是最可宝贵的部分，就在于书信中传达的真实感情，诸如与王季思、楼栖、吴宏聪、赵仲邑、陈则光等“中大”诸位先生的师生情，与萧荻、李晴、李佐兴等报社同仁的“羊晚”情，与孙席珍、关振东、吴奔星等先生的师友情，与赵丽宏、熊召政、谭谈等全国各地难得面叙，甚至从未见过面的诗人作家们的文友情，见信如面，几十年后读来，仍鲜活呈现。老万说：“现在网络发达，作家投稿基本上已不再写信，故此书信珍贵，我所以如此执着，是想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使作家们的信札不致湮没于废纸堆中。”这个初心很好地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