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成为新潮流，“放”与“管”都要与时俱进

　　□朱昌俊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及消费转型，新经济业态拓宽了当下年轻人的灵活就业渠道。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多人，就业形式多样，覆盖面广，不仅解了社会民生的燃眉之急，也激发了市场活力与创造力。同时，专家也建议，相关部门应根据新的经济发展就业形势，逐步采取完善政策，加强对新兴经济模式的监督和管理，给这些从业者及消费者“系上安全带”。

　　有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也就是说，差不多每6个高校毕业生中，就有一人选择了灵活就业。但是，与灵活就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相比，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政策的完善，诸如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规范、消费者权益保障等，还存在着明显的滞后。这是眼下护航灵活就业健康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谈及灵活就业，可能仍有人认为，这只是一部分年轻人在就业压力之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不可否认，的确会有一些人只是迫于现实的就业压力而暂时选择灵活就业。但是，从大的社会就业模式变迁来看，灵活就业规模的扩大，实际是有内在必然性的。比如，相对于传统“稳定”的用工模式，灵活就业一般更少约束，也更能与个人的兴趣爱好相结合，这契合了现代年轻人对于自由和个性的推崇。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开辟了灵活就业的空间，一些新经济模式，也对灵活就业有天然的需求。因此，灵活就业的增加，绝不应该只被看作是就业压力之下的一种社会“应急”选择，从根本上说，它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必然催生的一种新的就业形态。

　　建立对灵活就业的准确认知，是推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管理政策加速完善的一个重要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这是因为，现行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主要是针对传统就业方式设计，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存在明显的隔阂。像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身份，同平台企业、用户和第三方外包企业的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等，都尚缺乏明确界定和规范。如有专家就指出，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均属于“单位关联型”，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法参保。这类现实与政策不适配的情形，使得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以及相关平台的用工规范等，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另一方面来看，制度规范的滞后，也可能给新场景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新的问题。如有律师就指出，上门经济需要服务者进入消费者家里提供服务，如果有不法分子借机进入并实施犯罪行为，消费者可能会受到伤害。此外，消费者还需要考虑上门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如何，发生纠纷该如何处理？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到底该如何妥善解决，有待监管部门、平台等各方共同探索。

　　当然，现阶段与灵活就业配套制度规范的滞后，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毕竟，灵活就业仍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之中，很多新“工种”也未必真正成型，作为一种新事物，跑在了“监管”前面，这实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重视针对灵活就业的大趋势，及时推动一些与灵活就业发展不符的政策、制度作出调整，并对一些可能出现的突出问题加以防范解决，也要避免盲目的行政干预，以防遏制灵活就业的活力。

　　总之，灵活就业成为就业新潮流，“放”与“管”都要与时俱进，做到适度、平衡，真正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对此，不妨在尊重市场规律和首创精神的基础上，以“边走边看”的态度来推动相关监管政策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