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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 单就政治制度与行政区划而言，相对于北京所代表的“中央”，不管富裕的上海、广州、深圳，还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甘肃、青海、西藏，确实都只能算是“地方上的”。至于自称“省尾国角”的潮汕，那就更是“地方上的地方上的”了。 不过，如果谈论的不是政治地位或繁荣程度，而是学术研究的潜力，那“地方上的”未必就那么“不足观”。若兼及对象、方法与境界，这四个互相关联但又不尽相同的关键词——“地方”“民间”“乡土”“边缘”，对于一向高高在上的主流/中心/整体的论述策略，隐约构成某种强有力的挑战。 研究对象的大小/远近与学术成绩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若有足够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学术训练与理论自觉，“地方上的”论述与阐发，完全可能做出一流的学问，甚至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 我说的是“可能”，而不是“必然”。这是身处或自居“边缘”的人必须时刻意识到的——从有情怀到有学问，这中间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事人文中国研究，除了纵向的学科划分，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还有横向的都市研究（比如“上海学”“北京学”）与地域研究。后者中，已发展成为世界性学问、拥有一大批专业人士的，当属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这三大显学起步早，视野宽，资料丰富，学术积累深厚。至于第二梯队，目前还在开疆辟土，有很大发展空间，我推选的是潮学、徽学、客家学。 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意要建立“潮州学”》；同年年底，饶先生及诸多专家商定，将“潮州学”简称为“潮学”。 从饶宗颐先生登高一呼，阐发“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到今天刚好是三十年。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因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襄盛举，加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的“潮学”已初具规模，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暨大创建潮州文化研究所，乃顺应这一学术潮流。 一年半时间，不可能做很多事情，我特别在意的有三：第一，鼓动暨大设立专门方向，招收“潮学”研究生；第二，组织二十位专家，编纂十卷本的“潮学集成”；第三，评选“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有了研究队伍、学问标杆以及精神氛围，下一个三十年，方兴未艾的“潮学”，才可能发展壮大。 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发掘，学术上大有前途，但必须有明确的学术立场与理论意识，否则就只是一般性的知识积累与文化普及。近期我读刘志伟的《华南研究30年》，很有感慨。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以来，以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以华南地区为试验场，深入地方社会，以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寻找国家扩张路径以外的另一种历史叙述，形成了一股值得关注的学术潮流。 刘志伟总结称：“所谓‘华南研究’，已经不是局限于在某个区域来做研究，而是追求以地方社会做试验场，结合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我希望再过三十年，我们的“潮学”，也能有类似的总结报告——不仅为学界提供丰厚的文献整理、精细的田野考察，以及众多专深的研究著作，而且能 “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