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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历史学教授 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性和各地域间永无休止的矛盾及其调适，正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且长期存在的逻辑起点。潮州地域的历史文化发展，为这个带有某种历史辩证法的学术判断，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生动例证。 多年在韩江流域从事田野工作的经验是，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识形态，不在于这个地方根据朝廷的法度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做了多少实质性改变，而在于当地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自觉地、自圆其说地将本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解释得符合朝廷的“礼法”。 只有培育出这样的辩证思维，才算是对潮州文化研究的要旨有比较透彻的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局部就是整体，现代的研究者完全有可能从潮州文化的“局部”，全息地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从而有助于中国底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潮州地方文献中，不但有儒学著作、正史、政书、方志等常见的历史文献，还包括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账本、私人手稿、笔记等可以称为“民间文书”的著述。 蒐集研究“民间文书”，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只是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化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基础，我们才有足够的学术自信，相信到了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解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理论的今天，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入，是非常有助于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 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不仅仅是指因个人生命周期之类的缘故所引致的学术从业者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学术世代正在人工智能、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 这样一来，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数字人文”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如果我们的学术目标真的是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那么研究地方文化时，“出思想”就更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新时代潮州文化研究有其特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