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鹿门与梁任公

　　□王开林

　　梁任公（启超）与湘人多有交谊，他最得意的弟子是湘人蔡松坡（锷），他最佩服的益友是湘人谭复生（嗣同），他最惋惜的朋友是湘人杨晳子（度）。

　　近读《皮锡瑞日记》，其中粗略记录了皮鹿门（锡瑞）与梁任公（启超）的一段交往，很有意思。皮鹿门比梁任公大二十三岁，他主张维新变法，是深受康祖诒（有为）的影响，因此他起始就对康门大弟子梁任公颇有亲切感。

　　皮锡瑞（1850－1908年），晚清湘籍经学家，字鹿门，自署书室为“师伏堂”，人称“师伏先生”，他著述宏富，享誉学林。戊戌年（1900年）五月初，他致书黄公度（遵宪），盛赞“康、梁奇士，谭君伟人”，谭君指谭复生，已牺牲一年多。可见他与维新党人气义相契。

　　当年，皮鹿门爱读《时务报》，尤其喜欢该报主笔梁任公的文章，称赞其中一篇畅谈洋务的文章是“探源之论”。《四库提要》轻视顾炎武的《日知录》，皮鹿门阅读原书后，认为顾炎武所言实为“对症下药”，其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梁卓如诸人议论，亦多推本是书，未可非也。”这表明他赞同梁任公的认知。

　　丁酉年（1897年）十月下旬，梁任公乘船抵达长沙，署湖南按察使黄公度设宴为梁任公洗尘。在十月廿八的日记中，皮鹿门记下了他对梁任公的第一印象：“梁貌不甚扬，亦不善谈，已到馆，初六上学。”以仪表论，梁任公确实不算美男子，谈吐也并不出众，但他的笔下功夫堪称万人难敌。同席的还有江南机器局总办蒋少穆（德钧）和时务学堂总提调熊秉三（希龄），皮鹿门称“蒋、熊皆开化党，所言皆变法事”，他对这类话题并无抵触情绪。十一月初四，皮鹿门与几位友人游览岳麓山，游毕过江，“饮至二鼓，谈时事甚畅”。席间，皮鹿门问梁任公为何湖广总督张香帅（之洞）不信康祖诒的素王改制说，梁任公的回答是“学派不合，且似恐犯时忌”，这就说明张香帅还摸不准慈禧太后的想法，担心自己过早认同维新派会招惹嫌疑。此后多次饮宴，皮、梁均同席。十一月廿九，梁任公赠送其新著《读〈春秋〉界说》给皮鹿门，后者推服有加，自叹不如，“梁氏文笔甚畅，使予为之，不能如此透彻，才力之相去远矣”，他受到启发，欲发挥未尽之意，再作《春秋义说》，以求互相发明。十二月初一，皮鹿门到时务学堂听梁任公讲《孟子》，头一次见识新教法，不禁赞叹道：“予谓后世有取士（法），无教士法，如此方是教！”

　　在时务学堂，皮鹿门看过梁任公批阅的文卷，感觉他的改笔“仍重文法”，对其得意门生蔡艮寅（即蔡锷）等人留下的印象是：“皆幼而才，长于议论。”

　　戊戌年（1900）正月三十，梁任公患疟疾，皮鹿门前去探病，见到梁任公牵头联名，敦促各总督巡抚出奏请旨禁革妇女裹足，皮鹿门认为“此举若行，功德无量矣”。这年二月中旬，梁任公离湘往沪，后来又去了北京，他在时务学堂讲学，为期仅三个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任公为避清廷鹰犬，行踪飘忽，两人断了联系。后来，梁任公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赞皮鹿门的《尚书大传疏证》“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其疏释专采西汉今文经说，家法谨严”。

　　皮鹿门希望能在一个宁静的氛围里与梁任公切磋学问，那一天，他至死也没能再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