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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人的一生所遇到的熟人，跟陌生人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其实外部世界大部分的人，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陌生人。我是在1994年10月到了马堡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有一次我跟派伊（Michael Pye）教授一起在附近的森林散步，迎面遇到一对散步的夫妇，派伊跟他们热情地打招呼。我也冲他们点了点头。之后我问派伊，那两位是谁？他说他也不认识，是陌生人。 后来我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德语系教跨文化交际的课，使用的课本是一位叫玛格丽特·林-胡博尔（Margrith A. Lin-Huber）编写的《学会理解中国人：我们与他者有效沟通》。这本书的封面是由“生人”和“熟人”的汉字组成的。这门课是我跟一个德国讲师皮特一起上的，皮特曾经作为DAAD的德语老师在中国工作多年，他告诉德国学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关系”才变得如此重要。而现代社会却是一个“生人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 1930-）在谈到“陌生人社会”时讲道： 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时，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住进医院，陌生人护理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弗里德曼实际上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本质。记得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女生问道：难道中国人只把善意和友好留给熟人？ 熟人自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古代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极低的迁徙率。那时候，大部分中国人生在哪里，死在哪里，这样自然形成了熟人文化。而对于今天在城市中生活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被陌生人包围着。以前我们只会与熟人交流，其实今天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比和熟人相处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