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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形象，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基于某个缘由，变得清晰起来的。 例如，我是在前几天读到张新颖怀念复旦外文系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原会长夏仲翼老师的文章，才重新认识了这位一直被我“珍藏”在心的、大学时代“影响最深”的老师的。 当年复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从77级开始，就一直是夏老师教授的。回想起来，课堂上的他，相比某些袖子上粘了粉笔灰的略微冬烘的老师来说，显得活力十足。夏先生微胖的身材，早早会穿上短袖子，摇着一把大大的纸扇子。对我们81级的人来说，当年百废待兴，各种观念碰撞，四处流传，人人都在疯狂阅读，而我们的统一教材还在用斗争观念分析中外文学，因此都被老师抛开，他们是在近乎“废墟”一般的世界中，给我们启蒙，重新建构起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文学世界的。夏老师也一样，他赋予了我们“史”的概念与坐标，在庞大的外国文学格局里，指出某种体裁和作家作品的“前生今世”，对“人”的观念的逐步重视与呈现……他口里的堂·吉诃德，甚至充满了悲壮的诗意。跟随着他的课程，仔细地记下厚厚的听课笔记，手忙脚乱地挤出生活费去购买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现在可能还在我的书架上。 但其实很遗憾，我对夏老师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是神秘的。只记得大四的时候，夏老师很认真地来到中文系，希望我们去考外文系的研究生。他说，看着你们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们也许英文不如外文系的孩子，但对文学的理解，我是相信的。还是从资料里才知道，夏老师曾经改读俄文专业，20世纪60年代曾经去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工作，后来复员回到上海，当过八年的产业工人，1977年之后，重返复旦外文系教书，也才知道了他“但开风气不为先”的学术风范。 记得著名作家叶兆言说过，他是在青少年时期，因为家里的藏书，疯狂地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某年他与韩少功说起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竞相开出长书单，“仿佛革命党人回忆地下工作往事，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岁月，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量真是惊人”——它们成为丰厚的滋养，“而不同的文学阅读，又注定会造成不同的文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