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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广彩描金纹章折枝花卉纹盘（Tower）展厅实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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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彩艺术省级非遗传承人翟惠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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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广彩描金纹章折枝花卉纹盘（To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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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的一面是原始纹样，一座描在黑底上的塔楼；另一面是中英文的文字备注，在中文备注中可见“刀仔”的落款署名 |
总 策 划：杜传贵 林海利 总 统 筹：孙爱群 陈桥生 统筹执行：邓琼 吴小攀 朱绍杰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图/受访者提供 三百年前，一件件瓷器不远万里，从中国的景德镇窑口与广州口岸出发，牵星过洋，进入英国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17世纪末，欧洲掀起“中国风”，大量绘有欧美个人、家族、社团、公司或城市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风行欧洲大陆，盛极一时。岭南的广彩也在此时扬名海外，被西方人命名为“Canton design”（意即广东设计），一度成为广东制造、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多年以后，其中一件清雍正广彩描金纹章折枝花卉纹盘（以下简称“Tower纹章盘”）又从欧洲回到广州，藏于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它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件拥有中文标注原始订单的纹章瓷，向公众述说着以广彩为代表的岭南工艺如何担负起“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使命的往事。 “三百年前的广彩如此美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彩艺术省级非遗传承人翟惠玲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特别解读并致敬这件出自“无名者”的广彩经典之作。 英国涛尔家族定制 “Tower纹章盘”盘心位置绘有塔楼（英文即“Tower”）图案，是1728年英国涛尔家族在中国定制的。涛尔家族的姓氏“Tower”本意为“塔楼”，在当时，使用塔楼图案作为家族纹章的寓意物，采用了纹章中常见的双关语做法，通过这些纹章，甚至能直接看出瓷器定制人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爵位的受封情况等信息。 今天，这件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瓷盘置于展柜之中，仍散发着历史的光芒。“盘沿上的缠枝花卉是广彩作品中的常见元素，描金手法让整个盘子显得富丽堂皇。”翟惠玲说，广彩将中国传统制瓷元素与西洋文化充分糅合，向西方传达着中国的文化信息，帮助西方人了解神秘的中国。广彩是中西文化交融合璧的典范，可谓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亮丽的文化名片。 与中国数千年的制瓷史相比，欧洲国家真正掌握制瓷技艺的时间要晚很多，直到18世纪初他们才发现硬制瓷的秘密。英文中瓷器单词为“porcelain”，它来源于意大利语的贝壳“porcellana”，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瓷器就如同贝壳一般美丽、富有光泽。 大航海时代来临后，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欧洲市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饮食习惯的品质化进程，比如分餐制的流行。当品质化达到极点，个性化定制的纹章瓷就出现了。绘有个人纹章图案的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及装饰用品，无论在正式或私密场合，都是展示主人身份和财力的不二之选。有资料显示，定制纹章瓷平均每件成本达1英镑，是普通纹章瓷的10倍，是大宗日用瓷器的近百倍。 叫“刀仔”的中国商人 涛尔家族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地位显赫的家族。出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这个家族先后在中国广州定制了五批不同纹样的瓷器。“Tower纹章盘”是1728年第三批中的一件。在涛尔家族历代后人的保存下，如今我们仍能看到“Tower纹章盘”的原始纹样和订单，让瓷盘所承载的历史更加触手可及。 为了让不懂外语的中国瓷匠准确理解定制需求，定制人往往会请画师将纹章画在纸上，纸的另一面写上所需物品清单，然后再将这张订单交给远洋贸易的船只。“该订单也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件有中文标注的原始订单。”长期从事纹章瓷海外征集的广州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邓玉梅向我们展示了这份订单。 这份订单现存于广州博物馆。仔细查看这张订单，可以看到中文最后的落款署名有一个叫“刀仔”的中国人。“这个名字一听就很生动，很有广州味。所谓‘刀仔’应是一名专营瓷器的广州商人，当欧洲商船靠岸广州，船长和大班就直接找到‘刀仔’商量定制事宜。”邓玉梅说。 黄埔港“早晚时价不同” 翟惠玲告诉我们，“Tower纹章盘”是早期纹章瓷的代表。在纹章瓷兴起之初，广州作为口岸城市，主要负责商品的贸易中转，“刀仔”们其实还需要拿着订单前往著名的瓷器生产地——江西景德镇寻找工匠下单。渐渐地，随着定制需求的增多以及出于时间成本的考虑，商人们开始直接从景德镇运回白胎瓷器，然后在广州进行图案的彩绘和二次烧制。 “一开始，广彩跟景德镇工匠画的那些瓷器分别不大，在后来的贸易之中才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模样。”翟惠玲说，由于跟欧美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广彩慢慢地迎合外国消费者的审美与喜好，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州织金彩瓷的说法随之出现，由此可以看出，广彩因外销而生，在诞生之初便自带外销属性。还有研究者指出，广彩并不是指某种瓷器烧制工艺。它更强调地域性，泛指在广州这个地方进行彩绘装饰的瓷器。在瓷器贸易中，广州口岸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理和人文优势。每年的六七月份，各国商船随着西南季风来到中国，由南向北，他们最先到达的便是广州黄埔港。 贸易繁荣离不开“诚信为本”的营商环境。一件同时期的外销画还原了当时瓷器贸易议价的场景，可以看到一家瓷器销售店铺内张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醒目告示：“早晚时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意谓双方协商后的价格将是定价，也不会有收据坐实，一切只遵照口头协议。 18世纪初，广州迅速发展成为海外贸易制度最具灵活性的口岸，一个被称作“广州体制贸易”的繁荣时代便由此开启。随着“一口通商”时代的到来，中西贸易悉数南移广州。那个时候要想用上绘有彰显个人身份和财富的纹章图案的瓷器，就只能来广州定制。 广彩一直是“销售瓷” 中国匠人在广彩上向外传递的不仅仅是岭南风物。小小的瓷盘也是不同文化的文学经典互鉴交流的大舞台。在一些嘉庆年间的纹章瓷上，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图便会与西方纹章结合。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文学名著、戏剧故事和文化名人，如三国演义、西厢记、杨贵妃等，纷纷被绘制在瓷器上，随商船送达欧美市场。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洲瓷器生产崛起，中国外销瓷减少，广彩又逐渐表现出民族化、地域化趋势。2008年，广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业50年来，翟惠玲见证了广彩的变化：从红红火火的外销产品生产，转为更强调精品和收藏品制作的内销；时下的广彩从长期对外贸易中形成的中西合璧之姿而来，博采众家之长，愈发富有时代审美与时代精神……她更看到广彩的不变：“从技艺上看，今天的广彩与三百年前的广彩是一脉相承的，但它们上面的图案和元素又反映了当时特定的审美趣味，也更直接地体现了中西合璧。” “客人喜欢什么，我们就根据他们的需求去做。”在漫长历史中，广彩一直是“销售瓷”，传承着岭南工艺人的务实与灵活。在翟惠玲看来，广彩如此岁无定样、各式奇巧，如此顺应潮流、服务到位，是广州工艺在历史画卷中极其绚烂的一笔，也是广彩前人留给当下非遗技艺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