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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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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 中考是学历教育的一道重要分水岭，有人延续普通教育考试的升学道路，有人转入职业教育赛道。近日，作家杨袭的长篇小说《我是技校生》出版，让职业院校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作为国内首部职业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我是技校生》以一个技校学生的成长经历为线索，立足于学校师生的真实生活，书写了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真实现状。书中15岁的主人公成良起初怀着抗拒和厌恶的心态踏入技校的大门，却发现真实的技校生活跟他想象中的并不相同。小说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真实反映出中国当下普通技校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困惑与矛盾，焦虑与希冀，精神世界与生存境况，也从另一个角度思索了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职业教育发展迅速，职业院校数量众多。2022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339.29万人；高职（专科）学校在校生1670.90万人；技工院校在校生420万人。在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的当今，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专业技术型人才，可仍有大量家庭对职业院校抱有偏见，争议不断。去除偏见、传递关怀，这也是《我是技校生》这部作品创作的背景和动力。 颠覆对技校的原有印象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关注到技校生这个群体的？ 杨袭：这本书起始于我接到的一项任务，感觉可能要写报告文学。进入山东东营市技师学院采访，与院领导交流过后，才知道，他们不需要描眉画目，而是请我深入了解技师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以及当下面临的一些现实情况和困境。校领导认为，文学作品传达的东西更能深入人心，希望藉此能引起全社会对技工类院校师生群体的关注。假以时日，能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善莫大焉。这也是本书的责编老师和我本人特别希望能看到的。 羊城晚报：在您调查期间，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杨袭：2019年9月，我进入技师学院，开始了与学院的管理层、老师、同学们的交流，包括他们的教与学、管与育和日常生活。在技师学院的所闻所见，很快颠覆了我对技校的原有印象。我才知道学院的管理人员和老师们，很多都是24小时手机开机的，生怕哪个孩子有什么状况意外。因为，他们面对的孩子中有一部分不像普通高中的孩子那样“好管”，有常打架的，有沉迷游戏而跳墙到校外网吧的，有生活还没有学会完全自理的，有的孩子还有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 有位老师说，在技师学院久了，慢慢地，就生出了一些以前在按部就班的职能部门时没有意识到的情怀：这些孩子需要关爱，需要接受教育，需要学到一门谋生的手艺，我们再不收，他们年纪这么小，到哪里去呢？我们不好好教，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怎么办呢？什么叫“有教无类”，来了技师学院，就能很好地体会了。这位老师还告诉我，有的孩子父母都放弃了，但他说，我们不能放弃。 宁可文字平，不能用力猛 羊城晚报：跟技校学生的接触、交流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 杨袭：和我交流的孩子们，绝大部分眼睛是亮的，心地是柔软的，说起初中时不理想的成绩，生出愧色。这里面的典型代表是魏同学，也就是主人公的原型，他现在在大学本科学习了。他给我印象极深：经历过生活的折磨，依然对这个世界温情脉脉。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还有秦同学，毕业后进厂做精密铸件，专业性很强，爱好音乐。有一回，他微信联系我，说他现在工资老高呢，可以尽情地买喜欢的书和唱片了。主人公成良的另一个原型是龙同学，他在学校时拿到了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赛区的第十名，按照相关政策，毕业后他就留校当了老师。我为所有眼里有光的孩子们感到开心。 我特别想借用一句鸡汤文的话：你站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朝向什么方向。正如《我是技校生》封面的话：心中有光，朝哪走都是方向。 羊城晚报：写这本小说有什么困难之处？ 杨袭：其实困难挺多的，一方面是毕竟我没有在技师类院校长期工作或生活过，对师生们的各种状态、心境，了解与揣摩一定是潦草的，表达一定不够深刻。另一方面，关于文学本身，以往我都是“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种表达是自由的、无拘束的，因为写作同时意味着追求自由，这也是我热爱写作的一大缘由。但这部作品，因为没有足够的虚构空间，减弱了自由度，所以，故事框架、人物塑造，还有事件冲突，我是留着“度”的。 羊城晚报：第一次尝试这种立足现实原型的小说创作，跟您以往的创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杨袭：就拿我的短篇小说集《重点怀疑对象》来说，笔调是锋利的，甚至可谓暴烈；长篇小说《美人如草》，是忧郁低沉的，是能眼睁睁看着美破碎在你面前，还必须把碎片捡起来一一检视。但这部作品不行，因为你描写的对象几乎都不是幸运儿，你对所刻画的“主体”必然是捧在手里怕摔了。于是边写边检视，担心为了追求文学上的“惊艳”而“摔”了孩子们。所以，写这样的群体，时刻得收着，宁可文字平了，不能用力猛了。因这群可敬的老师和可爱的孩子们，我向自己妥协了。 羊城晚报：这种写法与时下热门的非虚构写作相较有什么异同？ 杨袭：归根结底这还是一部虚构作品。但我不再像以往那样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而是在结构、故事线上下功夫，考虑个人与集体，分析小家与大家，前后掂量每个环节是不是“接地气”。这种“接地气”可能就是和非虚构写作相近的地方吧。 关注一个个平常而又独特的人 羊城晚报：您认为导致技校生及其家庭焦虑的根源是什么？ 杨袭：在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淫的背景中，秉承“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孩子失去进入高中考大学的机会，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子女，在心理上都有些难以接受。进入技师类院校，往往意味着你要成为蓝领。从这里说开去，是一种功利化的观念充斥，不是着眼于大功绩，而是小名利。这种氛围之下，技师类院校的孩子们成为“变现能力”很弱的群体。在这种情势下，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孩子，对于进入技师学院学习，能不焦虑吗？ 羊城晚报：如果要打破大家对技校的既有刻板印象，您认为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杨袭：亟待从政策设计角度，提高他们的待遇，更好地对待这个群体。还有，比如从大众文化、宣传方面，加大对他们关注的力度；倡导敬业奉献的社会风尚，而不是崇尚豪宅名车的奢侈生活；社会话语不要大叙述，改为切实地关注单独的个体，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这些也是我写这部书的初衷。 羊城晚报：从《重点怀疑对象》到《我是技校生》，您的写作似乎比较关注底层或经常被忽视的群体？ 杨袭：我倒没认为我关注的对象是“底层”，或是“被忽视的群体”，因为凡概念都是相对的，这可能是媒体或社会学的表述。作为写作者，我从没有俯视过哪个群体，也一直感觉自己就在人堆儿里。在写作中，我关注的从不是哪个群体，而是一个个平常而又独特的人，关注的是人本身。像在这部书稿中，每个老师和同学，我都力求“和别人不一样”。这是一个写作者，对表达的对象，对写作本身，应有的敬畏和自觉。 羊城晚报：您曾说“写小说是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也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为什么？ 杨袭：对于我的写作本身，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自认为是个文学的践行者。我经历过追问人类终极三问的痛苦时期，好几年的时间里，夙夜难安。我在生活于此间的世界里，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理由。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或者说灵魂安置下来。是偶然尝试的写作，给了我一条更好地认识身处的世界，和世界对话、认识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路。红尘滚滚中，我能渐渐安顿好自己，不再四顾茫然，手足无措。但也只是个“渐渐”的过程，对于文学，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生，确如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也曾盼望，某个时刻我也能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羊城晚报：您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杨袭：在这部书稿之前，我其实开始了一部儿童文学的创作，写了一万多字了，希望有时间和心境完成它。还有两个计划，我也挺希望尽早写下来。但一个写作者，几乎百分百，不会按自己的所谓计划来，都是兴之所至，心之所至，信马由缰。这种不确定性，恰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