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周日难得清闲片刻，随手翻开一篇鲁迅杂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句句深入人心。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吧，不管作品说的是什么，都感觉与你阅读时正在思考的问题高度应合。我做一点鲁迅研究——我很愿意自称，尤其被称自己所做真的属于“研究”——我从内心充分尊重鲁迅研究界，每个人都很亲切而且了不起。在鲁迅研究上得出新解非常不易，在旁人看来已经太过多余的论说，抛开直接的功利原因，就研究者而言，根本上还是因为在阅读中获得了自己相信的心得，有话要说。 所有的文学，包括文学研究，必须具有当代性，是为了当代才去说一百年前的昨天。当代当然不是一个空洞概念，应有切近、具体、专业的诉求做支撑。 当我评介一篇鲁迅小说时，我想象中的读者，是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我想与之探讨，经典为什么值得、经得住从一百个方向进入而不多余、很必要。不奢求学术上的新意，但求对当代写作者有所启示。 在这篇《通讯》里，鲁迅复信两位青年作者，一个人的写作脱不开自己的“阶级”，而这种在局限中的努力又自有意义。小资产阶级不可能以无产者的态度写作，但正因为是本阶级的批判，就“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尽管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呵护而来批判。 最后，他把自己的观点辩证地总结出来。不是要求单向地响应呼吁，而是希望辩证地深入思考。“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不能再周全再辩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