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潮州古城历史城区 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供图 |
|
|
牌坊街 潮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
□ 陈平原 大约二十年前，我开始谈论潮州这座四线小城。最初的动因是有感于国人过分追求“国际化大都市”——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14日报道，中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如何“走出千篇一律的城市想象，拒绝依样画葫芦，关注并尊重自家脚下这座有文化、有情趣、有个性的城市”，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而在我看来，单就生活质量而言，文化悠久且经济发达的小城更值得推崇（《城市的韵味》，《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22日）。 本来只是泛泛而谈，没想到第二年《南方日报》组织大型系列报道“广东历史文化行”，其中涉及潮州，引述我“活着的古城”的说法：“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你出门一抬头就是一座唐代的古寺，一上街碰到的是一口宋代古井，你会感到你和历史融为一体……”（《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源，构建古城文化旅游圈 潮州重现“十八梭船廿四洲”》，《南方日报》2005年11月14日）。大概正因此，《广东历史文化行》正式成书时，邀我撰写引言。 我的引言初刊《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题为《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很可惜，《广东历史文化行》（杨兴锋主编）直到2011年方才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为减少主观色彩，引言改题《从“民族化”到“多样性”》。该文开门见山：“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说‘古老’，那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说‘新鲜’，则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尚未被完全驯化的‘本土知识’或‘区域文化’，便成了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结尾处，有这么一句：“很可惜，在这一回的‘历史文化行’中，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迷人风采，没能得到很好的展现。”朋友于是激将：既然如此，你何不自己上阵？ 可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潮学专家，只是对作为区域文化的“潮汕”以及作为古城的“潮州”饱含深情，且较为了解而已。除了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乡土教材《潮汕文化读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刊行随笔集《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2022），还有两篇得意之作：一是2016年5月8日在“2016潮学年会”上的主旨演说《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同舟共进》2016年第7期），二是2021年10月22日在首届“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羊城晚报》2021年10月23日）。 2021年9月，我受聘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此后纵横捭阖，算是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今年9月，我又被中共潮州市委、潮州市人民政府聘为潮州古城研究首席顾问，受聘仪式上哇啦哇啦说了一大通，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不然，那是行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因为，这回任命包含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助力潮州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参见《潮州日报》2024年9月2日相关报道）。 阅读潮州市社科联帮我整理的受聘仪式上发言，方才知道自己那天竟然谈了三个大话题：一，古城的魅力；二，申遗的艰难；三，组织研究的方式。后两者牵涉面广，且属于内部建议，没必要公之于众。值得复述的是第一个话题：乡情之外，我为何推崇古城潮州？ 放眼全国，要讲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其实轮不到潮州。没错，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属于第二批。第一批1982年公布，24座；第二批1986年公布，38座；还有第三批以及增补的，目前全国共有14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再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潮州有9项（共22处），这在广东了不起，可放在全国，根本不算一回事。不说远的，我近期到访过的地级市，浙江绍兴32项、山西大同30项、陕西榆林22项。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潮州古城的魅力，主要不在有形的建筑或古迹，而“在于其平静、清幽、精致的生活方式”。 这里牵涉如何讲好古城潮州的故事。我多次谈及，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小巷深处，平常人家”。这一点，在潮州表现得特别突出：“打个比喻，古城潮州犹如山水长卷，你必须静下心来，慢慢打开，仔细品赏，才能体会那些可居、可卧、可游、可赏的妙处。潮州不以风景旖旎或建筑雄奇著称，不是一眼看过去就让你震撼或陶醉。小城的魅力，在于其平静、清幽、精致的生活方式。若你有空在潮州住上几天，见识过工夫茶，投宿过小客栈，品味过牛肉丸，鉴赏过古牌匾，领略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你就能明白这座小城的特殊韵味。”（《古城潮州及潮州人的文化品格》，《南方都市报》2019年8月18日） 这回受聘仪式上的演讲，我的论述主线是，如何寻找古城潮州的“文眼”。谈论城市文化，文脉可观，文心可鉴，文眼则不怎么显山露水，需要有心人仔细揣摩、体味、抉发。“申遗”这篇大文章，有很多局部与细节需要认真经营，但首先必须考虑“风往哪个方向吹”，这决定日后工作的重心。若“文眼”选对了，关键时刻，可以四两拨千斤。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古城潮州的“文眼”，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往这方面努力。 潮州古城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始建于南宋的广济桥、宋代府第建筑许驸马府、始建于唐代的开元寺、集潮州木雕之大成的己略黄公祠、笔架山宋窑遗址以及始建于宋代的韩文公祠，再加上包含14座古民居的潮州老城古民居建筑群，这些当然都是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此外，我还看好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以及仍在使用的四大门（上水门、竹木门、广济门、下水门），还有海阳县儒学宫、葫芦山摩崖石刻、太平桥遗址，以及新旧参半但视觉效果甚佳的牌坊街，这些都应该积极申报国保单位。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与申报国保单位并重，如此两条腿走路，目的是“旱涝保收”。现实条件下，我们能做多少算多少；即便暂时申请不到，也对城市更新、文化建设、旅游发展有贡献。潮州人擅长深耕细作，所谓 “种田如绣花”，古城保护与文化更新亦当如是——不追求大开大合，而是见缝插针，步步为营，看准了机会再全力以赴。 我多次提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中，潮州人没在古城内折腾，而是去城外另谋出路，此举牺牲了发展速度，却保存了古城的基本格局与文脉，后人可据此大做文章，值得庆幸。不同于北方城市很多须靠考古才能呈现（最典型的当属开封的“城摞城”），潮州古城一目了然，可又是折叠式的，平时不显山不露水，随便拉开一角，仔细观察，很容易辨认出重重叠叠的历史痕迹。请记得，许驸马府的石地栿还是原件原状，也就是说，潮州古城这1000年水平面没有大的变动。踏着唐宋元明清先人的脚印，不难想象，这里的百姓步履稳健，波澜不惊。 但有一点，此地乃著名的“潮人故里”，或称“潮人根祖地”，当初无数先民为了生存，冒死犯难走南洋，带回来了财富、物产、语言乃至生活习惯，故这里的一切，并非天生如此，而是杂交融汇的结果——不仅仅是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中原与南粤的折衷，还包括大陆与海洋的碰撞。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退却了刀光剑影与惊涛骇浪，凝聚为一座可观可赏、可居可游的小城。 如何描述这座“活着的古城”，包括其喜怒哀乐与得失成败，我的看法是： 第一，政府从未进行推土机式的大拆大建，而是用绣花功夫进行微改造，这点殊为难得。古城至今仍以原住民的生活节奏为主，没有蜕变为纯粹的观光景点。如此一来，如何兼顾居民与游客不同的立场与趣味，对城市管理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政府及商家当然希望“大发利市”，但古城内五万多原住民的利益诉求不能无视，否则，容易发生激烈冲突。另一方面，原住民的存在及正常生活，体现了古城的“烟火气”与“人间味”，正是这座小城依旧青春焕发、神采奕奕的关键。既要舒适方便，又要旺丁旺财，还要喜庆和谐，各方利益如何协调，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与襟怀。 第二，小城面积不大，完全可以用脚丈量，游客一路走来，晃晃悠悠，欣赏街道两边的日用民生，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观赏木雕、潮绣、陶瓷，品尝工夫茶或各式小吃。而且，此地居民闲散自在，不拘礼节，游客若愿意的话，坐下来品茶聊天，享受慢生活，也无不可。只讲方言这一短板，随着教育普及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大为改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座对游客友善但又不刻意讨好的小城。 第三，这里的旧城改造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地“打补丁”。表面上看，缺乏规划，不够气派，可往深处想，这应该是旧城改造的正路。“修旧如新”固然不好，近年很多城市吹嘘的“修旧如旧”，其实是统一“做旧”。所谓“打补丁”，就是不求统一，新旧杂陈，和谐相处。在欧洲老城，常会看到新建筑嵌入几根旧柱子，还特别标明。今年春节回潮州，看到牌坊街上新华书店正在改造，拆掉了三面墙，保留了外立面，我很高兴，希望能做成一座有历史记忆的地标性建筑。在新建筑里刻意保留某些旧物件，如一面墙或两根柱子，所花费的心思与金钱，比完全新建要大得多。但这么做，让我们可以随时享受“古今对话”的乐趣，城市因而显得有历史，有文化，有品位。 第四，潮州市政财力有限，于是以退为进，发动民众，“百家修百厝（祠）”。在我看来，这个口号很有智慧，是化阻力为动力的妙招。旧城改造中最容易出现的偏差，是政府及资本的力量过分强大，推土机野蛮推进，与小民百姓的利益强烈碰撞，因而酿成悲剧。若不执着于“焕然一新”，也不追求“全面规划”，而是出台政策，鼓励/协助百家修百厝（祠），可以有效化解城市改造中最为棘手的城市风貌、产权纠纷、百姓民生三者之间的巨大张力。虽然目前只是尝试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对此举很看好。 第五，不是单打一，而是旧城保护+微改造+古物活化+民间立场，四手联弹，方才是我理解的古城潮州的魅力所在。未曾大拆大建，大概也是因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量力而行。雷声大而雨点小，潮州的旧城改造始终动作不断，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开始觉得这是弱项，如今则成了优点。旧城改造中古物如何活化，是个世界性难题。单讲保护还不够，最好能用起来。尊重百姓的权益，欣赏民众的智慧，调动民间的力量，潮州除了“百家修百厝（祠）”，还有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潮州“博物馆之城”建设已走过7个年头，如今系列展馆增至88家），以及众多老厝改造而成的网红民宿、茶馆、书吧等，在经济实力不强的小城，文化能有如此业绩，让人惊羡。 旧城保护与改造中，最难处理的是如何协调政府与民众、市民与游客、文化与产业、当下与长远的关系，不能说潮州是理想的案例，但作为“活着的古城”，其存在方式及发展路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比“潮人故里”或许更具普遍意义。 （作者是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