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屠龙手，文化的自由门

　　□吴梦泽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24级

　　一

　　人们经常喜欢用某个标志性人物或事件来划分历史时空。例如，工业史中的蒸汽机时代与后蒸汽机时代、科学史上的爱因斯坦时代与后爱因斯坦时代。如果这种划分方法也适用于中国诗词评论的演变史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讲，“王国维时代”和“后王国维时代”或许是一个特别经得起审视的分界线。

　　谈起新文化运动，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西装革履的胡适之和横眉冷眼的周树人，几乎不会把一个拖着长辫的清朝遗老王国维与新文化相联系。正如鲁迅所说，王国维是一个“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位“遗老”，早在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以前，就已经以最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最锐利的观点，向古老而腐朽的诗词评价传统发起了勇敢的挑战。

　　想要明白《人间词话》的划时代意义，首先需要明晰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评价标准。

　　《人间词话》发表以前，在诗词评论乃至文学评论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体大而虑周”的作品，开宗明义，“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继而认定“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并得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换言之，刘勰以降、王国维之前，中国诗词品评所延续的价值尺度一直是“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而后世所谓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念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宣言，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地各取所需、各行其道。不可否认，《文心雕龙》在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下提高了文学作品乃至文人的社会地位，为文学作品提出了除华丽辞藻外更高的要求，不过，若是细细品味，在“内圣外王”的封建社会里，龙实则是帝王权威的化身。这条长久以来压在历代诗论、词论头上之龙，如同文学评论界的真龙天子，让“立意高远与否”成为了评判诗词好坏的唯一标准，把空喊口号的“马屁文学”抬上大雅之堂，让权力染指文学，令诗词成了江山的附庸。

　　为了铲除文学评论界的这位“真龙天子”，王国维亦不免俗，试图在西方思想中寻找理论作为武器。在其早年作品《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就已在借助席勒的“游戏说”对文艺作品的教化工具的传统定义质疑，认为“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之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文学艺术谈不上什么天生的神圣性，更没必要赋予其教化世人的使命。于是在《人间词话》里，他更从叔本华的“意志说”出发，看破了表象的世界，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境界说”。

　　二

　　初读《人间词话》时很容易产生疑问——都是区别高下，境界说与过往的原道说有何区别呢？其实一句“境界有大小，不以是非而分优劣”就已经道破了其中玄机——为天下的苍生潸然泪下的大境界，为个人的感情经历黯然神伤的小境界，本质上是平等的。因为只要写的是真景物、真感情者，皆谓之有境界，皆自成高格。

　　放在以往，这样的评价是难以想象的，歌颂红颜女儿情场的“晓风残月”，哪里配和感叹历史兴亡的“大江东去”同台竞技？但王国维表明，无论你的诗词是由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出来的，还是被关西大汉们敲着铁板用沙哑的嗓门嚷出来的，在文学地位上都完全平等。

　　“境界说”便是一场发生在文学领域的解放，它撕下了“原道”的面具，重新开始了对文学本真的探索。通过“境界说”，王国维看穿了陆放翁缥缈报国理想支撑下一生的虚无，毫不留情地给其“有气而乏韵”的讥讽；发现了姜白石故作冷静客观实则平淡迷惘的事实，一针见血地给出“有格而无情”的评价；同时又发现辛弃疾与其他爱国词人的本质不同，讲“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替柳七打抱不平，勇敢说出“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虽作艳语，终有品格”的见解，还原了一位真实的白衣卿相。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更像是一句王国维的自我介绍，面对皇帝名为“原道”的新衣，他如同一个不谙世事的稚子，不经意间地指出了其衣不蔽体的事实，以本真性情还原了文学的本真，以境界的高低给予了词作最真实的评价。

　　《人间词话》就是一个开始，自由的文心不会随着静安先生沉入昆明湖底。逐渐摆脱“原道”束缚的“后王国维时代”已然开启，不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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