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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均 在长篇小说《灵魂节》中，刘第红认为可以把农历七月初十命名为“灵魂节”，因为这天“是爷爷奶奶、祖公老子、往世的亲人回家的日子”：“这些年来，我们走得太快了，灵魂没有跟上来。我们将步入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却偏偏与自己的灵魂脱钩。灵魂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挤不出一周的时间来善待灵魂？……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放下工作，放下忙碌，放下一切，面对自己的祖先，面对自己的灵魂，该反省的反省，该忏悔的忏悔，进行一次灵魂的洗礼，校正脚下的路。” 63万余字的长篇小说《灵魂节》即此发端，幻生出万千灵魂的声音与时代的繁复流转，并就灵魂的“归去来”提出了构想，全方位、多层次地映射“70后”一代人的“心史”。 小说以齿为序，小说分别讲述了“我”与二弟、三弟、四弟至九弟、满弟（即十弟）的故事。兄弟十人皆从湖南新化一个小小村庄出发，上演了各自不可复制的人生故事。其中，“我”是大学教师，承担了思考的位置与叙述者角色。然而，整部小说并非由大学教师“我”一力叙述，而是将每个人的故事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大哥的“我”对各位弟弟的讲述，二是各位弟弟以“我”的口吻展开自我讲述。这就构成一种双层叙述结构：大哥“我”既在故事之中，亦在故事之外。各位弟弟的“我”亦不受遮蔽，而能敞开自己的内面主体，彼此呼应，“我”“我”交织，形成了交互对话的多声部叙述，小说由此呈现了万千人生与时代滚滚向前的轨迹。 比如，二弟自幼赌博、偷盗，最后制造车祸假象以骗取保险，不料直接导致妻女投江自杀；三弟从科员升至副局长，包养情妇，买官卖官，终至锒铛入狱；五弟则以高中文凭闯荡天下，砥砺奋进，竟成知名作家；六弟以养猪发家，却又因集资失败，被判无期徒刑；七弟在大学苦读，前往非洲发展事业，终成房产大佬；九弟没有考上高中，南下打工，开“夫妻店”，做“仙人跳”，竟得发财，后又返乡做村长，带领全村养稻花鱼……如此种种，尽叙人间悲欢，生命浮沉。 由此，十个“我”的故事跨地域、跨阶层地印证了40年代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分田到户、自卫反击战争、“打工潮”等时代大事尽在其中，而炒房、传销、钓鱼执法、莞式服务、非法集资等也得到了艺术呈现。当然，无论作家在小说中怎么讲述故事，怎么解构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复制世界，它们也生产着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刘第红对这个时代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其中，当然有对同代人奋斗人生的共情，但更多时候是持一种深具当代意识的批判立场。 不过，《灵魂节》在以社会实相记录为旨的同时，更注重灵魂的“归去来”的问题。小说中，十个“我”皆经无数波折动荡，但都在寻求灵魂的归路。其中，最直接的归途便是故乡，以及它所牵连的自然田野。但遗憾的是，故乡未必真的回得去。 读《灵魂节》，是一次与作家沉静忧思心灵的“对话”，对其中深意颖然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