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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我主编过《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等书，这些书介绍了中山大学的学人、学术、学科乃至文化等方面情况，但总有“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感。中山大学自创校以来，名流荟萃，大师云集。古人说：“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大师名家，就像名山大川的“珠”与“玉”，是中山大学的精神所在，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仰望对象。清代大学者阮元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经过百年时光的淘洗，中山大学真正具有重要价值的学人、学术已经接受历史检验，得到认同。古人谈到选录前人的作品时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这是一种审慎的态度。 基于这种态度，最新推出的由我主编的《我们的中山大学》十多万字，以中山大学的学人为核心，由学人而涉及学科，由他们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校园，观察这所百年名校的风貌。编选的内容仅收录回忆逝者与远去历史的文章，表达对中大前辈的缅怀与对历史的纪念。 大师名家，是中山大学的名片，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天空上的星斗。中山大学一批大师名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密切相关。比如：邹鲁、许崇清之于高等教育史，傅斯年之于史料学，陈寅恪、岑仲勉之于中国史，梁方仲之于经济史，容庚、商承祚之于古文字学，詹安泰、王起、董每戡之于中国文学史，王力之于古代汉语，朱谦之、杨荣国之于哲学史，马采之于美学史，梁宗岱之于法国文学，戴镏龄之于翻译学，夏书章之于行政学，姜立夫之于数学，陈心陶之于寄生虫学，蒲蛰龙之于生物防治学…… 本书选文兼顾史料性与可读性，希望选入一些有真情实感的随笔性文章。在选取纪念文章时，我们尽量考虑作者与传主的亲近关系。本书所选，有本人的回忆，如许崇清《我的经历》，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儿女的回忆，如詹伯慧回忆詹安泰，杨淡以回忆杨荣国等；有学生的回忆，如曾宪通回忆容庚，陈炜湛回忆商承祚，王宾回忆戴镏龄，陈春声回忆蔡鸿生等。各篇文章的先后排列，则以传主年齿为序。 在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大可谓开风气之先：自建校之日起，就揽入一批具有现代大学制度意识和国际性眼光、兼备现代学术视野与传统学术根柢的掌门人和学者。他们致力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在很短时间内便把中山大学建成雄踞国内高校前列且影响深远的学术重镇。建校不久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教育研究所、西南研究会、涵盖文法理农工医各科的中山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都站在当时中国学术的前沿，起到了引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傅斯年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并成立民俗、考古、语言、历史等四个研究学会，还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等刊物。基于同样的学术理念，次年傅斯年在此基础上，又在广州筹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组织之一，是中国现代人文学脉发轫的标志。这些重要学术史史实难以备述，但从本书《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史实述论》《容肇祖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文章中，可以窥其一斑。 百年中大的发展历程表明，有大师，方可成大学；而中大校园建筑的历史变迁又昭示着，大学建筑同样折射出大学气度。本书《对中山大学校园建筑的文化解读》一文，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百年以来中山大学三个校园建筑的历史演变。这些校园的建筑沿革，就是中大变迁的空间叙事史。其中康乐园的建筑糅合中西建筑之美，极具特色，颇有文明互鉴的象征意义。当然，真正给这些建筑注入灵魂的，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 我于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在康乐园读书、生活将近五十年，每天到办公室都要经过陈寅恪先生故居。沿着先生当年散步的著名小径，从曾经为他遮阳避雨的大樟树下走过，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我每年指导一年级的新生，总会带他们去参观陈寅恪故居，让他们默识墙面挂着的先生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我想，脱俗求真，应该是“我们的中山大学”赓续的精神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