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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计兵 1969年11月出生，籍贯江苏徐州，现居江苏昆山。新大众文艺代表作家。已出版诗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等五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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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李宜航（左）与广州市荔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明曦（右）共同为王计兵（中）颁发奖杯、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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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年度诗歌 王计兵《低处飞行》 作家出版社2024年2月 致敬辞 这是王计兵为自己写的诗，也是为“外卖小哥”写的诗，它让世人看见：即使是在生活低处的飞行，也能插上让心灵自由翱翔的翅膀。他从一个“赶时间的人”，触摸到一群人的悲欢，既写实，又抒情。雨滴与汗水浇灌的诗行，在快递单的背面、餐箱的夹缝里，开出倔强的花。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之一，他的写作昭示：低处并非卑下，而是生命之树的土壤；根须越深，树冠越能迎风。 感言 终因普通而不凡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外卖员，送外卖已经送了7年。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已经写了37年。 当我从一个外卖员写作“走出来”的时候，被标上一个标签——“外卖诗人”。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看待这个标签？我说，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挂满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这两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的出现，其社会意义大于文学价值。我一心想做点什么，于是我给外卖小哥写了一本书。 这两年，“新大众文艺”被提出来，它让我们普通写作者非常亢奋。这让我想起了草和草原的价值：草原之所以辽阔，是因为草团结一心，浩浩荡荡，我想我们也应如此。 这段时间来到广州，让我最感动的是一棵榕树，我形容它是一棵“会自己行走”的树。我想，如果让我做一棵树，我就做榕树，这是一种可以独木成林的树。如果让我做草，我就做草原上的一株草。我希望我们万众一心，终因普通而不凡。 访谈 “低处飞行”是一种生命态度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低处飞行”？“低处”如何“飞行”、能“飞”多高？ 王计兵：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生命是平等的，生活不是平等的。所以我写下，“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飞行也是飞行。”这是我们对待生命的一种状态。我们是成群起落的麻雀，我们是蝴蝶、是蜜蜂，我们或许没有能力飞上云霄，但是我们拥有翅膀，要让飞行变成我们的生命状态。 羊城晚报：在形容具体意象时，您经常“反着写”“动静倒转”。这种独特写法是自然形成的吗？ 王计兵：写作有时候需要反向思维。比如刚才我看到一架架飞机经过，从视觉上看，它慢于车辆，也慢于骑电瓶车、骑自行车过去的人。但如果你提到飞机很“慢”，大家可能会很愕然，这时就需要用文字去组建、阐明你的观点。 当这种“反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时，就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意外，通过意外带来阅读上的愉悦。 羊城晚报：能否认为这种“反向思维”已经成为了您的常规写法或个人风格？ 王计兵：它是一种总结。随着写作的不断积累，你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大家有时候说我的写作是无技巧的，说实话我也是有技巧的，这是一种朴拙的表达方式。我不想在作品里表现出精确性或技巧性，希望能写出大家读得懂的文学。 羊城晚报：会不会担心大家会看腻？ 王计兵：如果有人持续关注我的话，他肯定会看腻，所以我不希望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写作。包括现在大家都对AI讳莫如深，仿佛写作者聊到AI写作就是羞耻的。我认为AI能给平民带来一场“文艺狂欢”，能给人们带来宽广的知识。 我想提醒大家，AI能够帮助你，但不能引导你甚至帮你写诗。据我目前的阅读经验，我能够甄别出大部分AI写的作品，它跟真人写的还是有明显区别。 “笑给自己看” 羊城晚报：您的家人在早期并不支持您写作，对吗？ 王计兵：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1992年发表作品。后来父亲烧掉我的稿件，禁止我写作。回过头来想，是我追求梦想的方式出现了问题。 当年我写作一度陷入到自己的困局里，我日以继夜地写，写到营养不良，写到昏厥。再加上我过度追求故事的真实性，为此得罪了村民。有个村民冲到我家把我父亲打了一顿，因为我写到了他。 包括我的爱人，她跟我吃了太多的苦。我们在地板上睡了十几年，没有家、没有床。在这样的状态下，当她对你的写作表达出不开心的时候，你一定要顾全大局。后来我把爱好藏起来，但一直坚守这份爱好。 羊城晚报：您为何如此痴迷于写作？动力何在？ 王计兵：我最初被梦想所困，后来就是被爱好左右，而当我把梦想转化成爱好，反而会一身的轻松。我就喜欢这件事情，仅此而已。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有一件自己内心喜欢的事情在默默坚守，它所带来的精神支撑力是很强的。 羊城晚报：您似乎有种特殊的写作习惯，不习惯在完好、洁白的纸上写作？ 王计兵：我现在依然没有固定的草稿本，都是将香烟纸、香烟壳拆出来写字。我会在烟壳的白纸那一面写满字，然后才丢掉，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这可能也跟我的一部分天性有关，受我母亲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母亲从小是孤儿，她教给我们的就是乐观。她说，“笑是笑给自己看”。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笑一笑，没有过不去的。 别让“新大众文艺”的标签拉低文艺高度 羊城晚报：现在您的家人还会反对您写作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态度上的转变？ 王计兵：我在2019年拿过一次诗歌奖，我把这首诗拿给我爱人看，开玩笑说五行诗能“换”3000块钱。那一年我的运气很好，拿到了两笔奖金。我爱人发现写诗还能赚钱，她就说，想写诗就去写，但不要像作贼一样，也不要耽误家里的事情。 直到2022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拿到了几万块钱的稿费。这对我们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将稿费换成现金往桌面上一摔，腰杆立刻直了。从那之后就完全变了，我想写就去写。现在，写作是我家的第一等大事。 羊城晚报：作为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您如何看待“新大众文艺”？ 王计兵：我认为现在是“新大众文艺”的黄金期，但不是高峰期。高峰期还没有到来，可能会在我们的下一代到来。 顶着“新大众文艺”标签走出来的人，包括我个人，要警惕一个现象——出道即高峰。我们一定要警惕，光芒散去后我们在做什么，要做自己、做好本真。接下来要更加勤奋，因为你接触的层面变广了，机会也变多了，要更努力地把你的能力和机会搭配起来。 不要让“新大众文艺”的标签拉低文艺的高度。文艺一定是有高度的，大众文学也一定是有文学的高度。文学确实是需要加工的。如果你本身不具备技巧，就不要去谈“无技巧”这个话题。“无技巧”是“有技巧”之后，经过淘汰、修炼后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