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而凝重的“假如”

　　□陈漱渝

　　古今中外的“假如”话题

　　“假如”是汉语虚词类当中的一个连词，表现假设前提或虚拟条件。在一定场合，也用作动词或名词。在我的青春岁月，流行一首普希金的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

　　上述译文的译者是戈宝权。这首诗还有查良铮译本和许渊冲译本。因为戈译比较便于朗读，曾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戈先生曾任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顾问，所以我向他请益的机会很多。戈先生晚年患帕金森综合征，被病魔折磨多年。他跟查先生在不同方面，都曾被生活“欺骗”。查先生曾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我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时，在图书馆的墙上看到过不少批判他的大字报，但不知道他就是诗人穆旦。许先生被誉为“中外文明的摆渡者”，享年一百岁，而查先生逝世时才59岁。

　　我一度认为，“假如”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比如，英国诗人拜伦，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青年鲁迅大力推崇的“摩罗诗人”。1824年4月19日，他因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病逝，终年仅36岁。在西方，“假如拜伦还活着”是一个持久热议的话题：在生活方面，拜伦虽然跛足但风流倜傥，有人认为他如活着可能跟妻子安娜贝拉正式离婚，并制造出更多的绯闻；有人认为这位世袭勋爵可能仍然愤世嫉俗，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寄生虫般的老头。在创作方面，他可能续写他的长诗《唐·璜》，也可能转向撰写小说或研究哲学。在政治方面，这位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可能重返英国政坛，也可能成为希腊独立之后的一位政治领袖。总之，不同假设者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并没有相互攻讦，而是各抒己见。

　　在古代诗词中，“假如”的意思常用“若”“倘”或“向使”来表达。如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大意是：假使周公和王莽这两个人当初就死去了，他们或忠诚或奸佞的真相又有谁知道呢？

　　在中国白话诗创作史上，以《假如》为诗题的作品更多，比如顾城的《假如》、席慕蓉和汪国真的《如果》，恕不一一援引。

　　在当代流行歌坛，也有很多带“假如”二字的歌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演唱的《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歌中那种向往美好、奋发进取的精神，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气质。

　　凝重的“假如鲁迅还活着”

　　然而，假如提出“假如鲁迅还活着”，话题就变得凝重。人们常提及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上海《文艺春秋》杂志3卷4期开辟了一个《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专栏，刊登了萧乾、臧克家、田汉、茅盾等十五人的来稿。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不久，内战一触即发。《文艺春秋》展开这场讨论，是为了继承鲁迅精神遗产，表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时代心声。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提出这一“假如”的是鲁迅夫人许广平。1941年10月18日，她在《上海周报》4卷17期上发表了《如果鲁迅还在》一文，以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许广平认为，如果鲁迅活到当年，团结抗日的大目标绝不会改变。如果鲁迅抨击的时弊犹存，那说明社会没有多大进步，是鲁迅的不幸。

　　继许广平之后，提出这一假设的是胡风。1942年9月15日，胡风在《文学月刊》（桂林版）1卷1期发表了一篇《如果鲁迅活着》。当时抗日战争早已进入相持阶段，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胡风当时生活在国统区，耳闻目睹了统治当局一方面“高兴到乌托邦里去寻求‘胜利’”，把斗争的新的开始当作斗争的终结，“聊快一时的人心”；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对社会上还存在黑暗和愚昧的状况予以揭露。这时胡风想起鲁迅生前对他讲的一句话：“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命运会堪忧，这是我相信的。”然而，如果鲁迅依然批判武汉、重庆、桂林存在的阴暗面，那就会“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

　　从许广平1941年和胡风1942年提出的上述“假如”，以及1946年《文艺春秋》进行的那场讨论，说明鲁迅的文化遗产并非僵死的化石。鲁迅仍然活在读者心中，和我们一起思考中国的前途，中国人的命运。

　　有人提出，那位1881年9月25日在绍兴出生的周樟寿（鲁迅原名），确实已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因此，对于他逝世之后进行的种种“假如”，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属于逻辑学中的“伪命题”，只能通过无效推理，产生思维中的“黑洞”或“乱码”，“什么意义都没有”。

　　不过也有人认为，对于“伪命题”的理解本身就存在学术争议。有的“假如”确实毫无价值，但在人文和艺术领域中，有些有价值的“如果”，类似于逻辑上的“假言命题”。虽然“如果”这个条件并不存在，但是所断定的事物还是具有一定的推理依据。对这类“如果”从不同角度进行推断，目的并非寻求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通过在讨论中发生的思想碰撞，揭示出某些更为深层的问题。要是讨论“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这种问题“什么意义都没有”，那么许广平、胡风、茅盾等充满人生智慧的前辈，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转折时期还为此反复进行思考和论述呢？

　　对这两种看法，我至今仍感莫衷一是，但我却在并无充分的学术准备和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做了这种事情。1998年，正值中韩建交6周年，“韩中友好基金会”邀请我去参加“韩国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该基金会理事长李宗灿让我发表一次讲演，规定的讲题就是《鲁迅与21世纪的对话》。因为当时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序幕将徐徐拉开。韩国是最早译介鲁迅作品的国家之一，他们希望在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形态多元并存的世界格局中能受到鲁迅文化遗产的启示。这个讲题当然带有“如果”性质，但听众不多，事后没听到任何反响。

　　一个不无意义的命题

　　我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是，“假如”这一命题在鲁迅研究领域并不是禁区，而是可以成为一种思维工具。鲁迅的新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就是通过古今杂糅的手法，让现代人穿“古衣冠”，让古代人说“现代话”，终极目的其实还是借历史话题发表自己的现实感悟。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从诠释学的角度，提出历史语境与现实条件是可以相互作用的。通过不同视域的交流，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理解视域，从而可以通过现代诠释加深对文本原意的解读。

　　当然，但凡人活着，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随时代而变迁，既有其一贯性，也有阶段性。不能设想鲁迅活到21世纪20年代，其思想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但是，作为传统载体的经典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会呈现出恒常性的形态，既能回望“去路”，又能瞻望“未来”，即使在虚拟情境中，仍然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现实情境中的导向性。所以，虽然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经典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希望自己尽快被人们遗忘，但他们的精神背影却随时光的流逝而益显高大。

　　记得德国诗人席勒创作了一首经典诗作《大钟歌》，同时代诗人歌德在《席勒大钟歌跋》中写道：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谢他教诲；

　　那专属于他个人的东西，

　　早已传遍人类。

　　他像光华四射的彗星，

　　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融汇。”

　　鲁迅就是中国这块曾经饱经忧患的土地上产生的世界性作家。他的经典之作跟席勒、歌德一样传遍人类。他的思想光芒穿越时空的雾障，能回应当代人的关注和困惑，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经历时代性变革时的指针。所以，“假如鲁迅活着”，虽然我回答得不尽如人意，但还是一个不无意义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