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医院骗保 监管不能总是后知后觉

　　□丁慧

　　据新京报报道，在湖北襄阳、宜昌的多家精神病医院，“假诊断、假治疗、假出院”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操作流程。有的医院护工、保安摇身一变成住院病人；戒酒者、老人等正常人被“精神病”已司空见惯；有的医院甚至连护工的活都由住院病人代劳。

　　在这一套高度程式化的伪医疗链条下，医保资金正源源不断地被套取。由此，也暴露出当前精神病医疗领域监管体系的漏洞。一位公益人士的话点出了问题的本质：“目前有些地方已经把投资经营精神病医院当成了一门热门生意。”

　　正如报道中所揭示的，精神病医院的开设门槛并不高，选址多在偏远郊区，设施简陋、医护配备有限，医院方只需将病人“收入囊中”，哪怕是编造诊断、虚构治疗，也能依赖医保形成稳定收益。因此，精神病医院已经俨然变成某些人眼中的“低成本、高收益”的“赚钱机器”。而这一切，恰恰是建立在“精神病人难以为自己发声”的前提之上。

　　精神病医院之所以成为骗保高发地带，一方面与其封闭性密切相关。不像普通综合医院有来有往的探视制度和监督，在精神病医疗机构，患者长年与外界隔绝，社会难以介入，家属难以知情，患者自身更因认知、表达能力受限，几乎不具备申诉能力。在这样的封闭空间里，虚构病历、捏造治疗、篡改出入院记录，都变得轻而易举。

　　另一方面，精神病诊断具有高度专业性和主观性。在缺乏第三方鉴定机制和现场质询制度的前提下，医生一纸“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就可以将一名普通戒酒者“合法”地关进病房，连续住院数月甚至数年，甚至“反复住院、反复报销”，病人却连何时“出院”都无从决定。这种话语权上的不对称，也为“造假”大开方便之门。

　　报道中揭露的“把精神病医院当福利院、养老院甚至收容所来运营”的做法，更是对医保资金和患者的双重“榨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基层照护体系的缺位。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支付养老院费用或自行照顾病患的成本远高于“免费住院”的精神病医院。也正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才为这类“灰色住院”模式提供了土壤。

　　在监管方面，更应该看到，卫健部门、医保局、残联、民政、公安等多个部门虽各有监管职责，但当前尚未建立起一套针对精神病医疗机构的系统性协同治理机制。因处于多方监管机构的交叉地带，这一问题更容易陷入“人人有责、人人免责”的监管盲区。即便偶有突击检查，也常被医院通过“假出院”“藏匿病人”的方式来应对。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精神病医院不能再成为监管的“死角”。有必要推动建立“第三方病人监护机制”，定期引入律师、社工、公益组织等力量，对封闭式医疗机构的住院流程、治疗行为和病人自由状况进行访查与反馈。

　　此外，必须强化医保基金的精细化监管，不能仅以“有病历、有报销项目”作为合规的判据，而应建立起基于数据交叉核验和实地追踪的监督机制。每一个病人的入院、治疗与出院，都应可查可控。

　　面对现实困境，政府部门也亟需在基层层面推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机构建设，尤其要在养老、康复、戒毒、心理干预等功能性照护体系上补齐短板。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患者不应再被视为沉默的、可支配的资源，他们应是最需要被善待的人，而不应成为精神病医院的“摇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