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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的“广州名刹海幢寺内各殿及其他重要建筑景观图”中的“海山门”图页，所绘为寺院正门景观 海幢寺藏 |
□ 邢照华 编者按 千年商都广州，因海而兴，因贸而盛。自明清以来，珠江口岸既是中国贸易史的重要节点，也是“广货行天下”的历史舞台。在这一宏阔背景中，海幢寺成为观察中外交流的一处独特窗口：一江之隔十三行商馆，万里商舶往来不息；一寺之内钟声梵韵，却悄然见证着文明互鉴的流动。外销画远渡重洋，经坊刻本流布海外，梵呗与民歌被西人记录——物质贸易与文化交流在此激荡。 由此观之，海贸之路不仅承载丝茶器物，也托举思想与艺术的远行。其间，既有“西学东渐”的知识传播，也有“东学西渐”的文化回响，折射出中外文化和贸易交流的深层脉络。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特以“海贸潮声里的文明互鉴——海幢寺与世界的相遇”专题，重观贸易史中的文明交汇，照见岭南在世界往来间的从容身影。 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带珠江一水，近城郭而不嚣”，矗立于岭南大地千余载的广州海幢寺，绝不仅是一座晨钟暮鼓的寻常古刹。 在全球海贸的浩荡浪潮中，这片中国传统文化的净土，因缘际会，逐渐成为清代第一座对外开放的著名寺院。在“一口通商”时代格局下，它一度承担了特殊的涉外交流功能，被时人视为清朝在南方的“重要会客空间”。同时，寺院的绿瓦红墙又频繁出现在外销画中，成为远渡欧洲的视觉“中国”——中华文明的具象载体。 在这里，“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并非此消彼长的对流，而是并行不悖的交汇。海幢寺的历史，勾勒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图景，为理解近代早期东西方文明互动提供了生动样本。 劫波渡尽，悲心建刹 回溯海幢寺源流，其前身可追至南汉时期的千秋寺。世事无常，至明崇祯年间（1628-1644），千秋寺旧址已成为郭氏花园。彼时，光半、池月二僧在此结茅，取名海幢寺，后经弟子和居士外护共同努力，跻身广州佛教五大丛林。 其间，还有一段城史与该寺紧密相连。顺治七年（1650），尚可喜、耿继茂率军攻克广州，“屠戮甚惨”，史称“庚寅之劫”。面对生灵涂炭，佛教界人士发扬济世传统，“紫衣僧者”不顾安危，募役购薪，聚胔焚化，“合葬立碑”，名为“共冢”。后由今无和尚亲劝平南王尚可喜戒杀奉佛，令“海幢局式宏廓甲于岭南”。尚可喜受其感，携王妃及广州达官显贵捐建寺院，海幢寺规模由此扩大数十倍，奠定岭南雄刹之基。 初建的海幢寺高僧云集，寺中僧众多为文人学士出身，才高当世却甘愿箪食瓢饮，宁乞米化缘不愿曲心阿附。天然禅师在悼念今释禅师时曾感叹：“每念孤怀真类我，尝于歧路愧求人。”正是这些高僧大德，以信仰酬谢一生，于乱世中维护社会人心、整饬僧团道风，为海幢寺注入深沉悲悯底色。 推开外交的“虚掩之门” 立寺之初，海幢寺的功能定位就并非是封闭于高墙之内的出世之地，而是深刻嵌入广州城市肌体的“文化中枢”。到清代中期，随着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这座寺院的社会功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宣布“一口通商”。据清代夷务管理制度规定，远道而来的西洋商人，必须在广州城外珠江沿岸的十三行区租赁行商商馆居住和囤货，活动范围有限。一江之隔，商馆喧嚣拥挤；一墙之内，佛门肃穆宁静。而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竟使海幢寺意外“推开”了清朝对外开放的“虚掩之门”。 这种外交功能的衍生，首先归因于东亚封贡贸易制度之内在需求。正式外交需严格依照朝廷典章，而海幢寺作为方外之地，恰好补足了体制的灵活性，使外交获得回旋余地。 灵活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民间商贸互动自下而上推动。早在乾隆中叶，十三行茶商潘氏就曾在海幢寺一侧营建私家园林，商人们在园林招待外商之余，亦常接引至相邻的海幢寺。长期的民间实践，为官方的外交破冰提供了现成空间。 最终，民间默许上升为官方制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两广总督长麟选择在海幢寺为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设宴饯行，显非临时起意，而是已有相关成例可循。次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十三日，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使团抵达广州，长麟同样选择在海幢寺验看国书、宴请外宾。 也正是在1794年，长麟修正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行的《防范外夷条规》，在制度上正式允许“外商每月固定在初三、十八两天外出到海幢寺、陈家花园闲游”。这是海幢寺首次被官方在公文中明确承认其涉外属性，“城市外交场所”的角色由此制度化。 随着外商日益增多，嘉庆二十一年（1816），两广总督蒋攸铦酌定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准许洋商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但每次不准超过10人，限日落时回馆。道光十五年（1835），广州官府颁行的《增易防范夷人章程》再次放宽游览时间。 在这里，传统的朝贡礼节被巧妙柔化。英国人记载，嘉庆二十一年冬（1817年初），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离华前，蒋攸铦于海幢寺会晤使团。当时的场景极具象征意味：大雄宝殿两侧建起临时房屋，以黄色装饰物布置，殿前正中摆放嘉庆帝相关旨意。黄色的帷幔与香火缭绕的佛教大殿交相辉映，两国官员在这座方外之地，完成了历史性的礼仪互动。 绿瓦红墙与视觉证史 清初扩建的海幢寺，得内外护法协力护持，于兴建殿堂、楼阁之际，广植树木，营造园林，形成“花田春晓、古寺参云、珠江破月、飞泉卓锡、海日吹霞、江城夜雨、石磴丛兰、竹韵幽钟”八大景观，为当时广州佛教丛林之最。康熙十三年（1674），广东按察使王令撰并书《海幢八景》诗碑。 频繁踏足这片古刹的外商们，渴望将东方神韵带回故土。于是，跨越重洋的，不仅有商船里的丝绸与茶叶，更有以画笔定格的海幢影像。文字难以尽述的建筑细节，最终由这些远销海外的画作，完成了跨越百年的视觉互证。 18世纪中后期，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外销画产业随之蓬勃兴起。海幢寺之所以能够入画并深受青睐，一则因其代表了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之一的佛教，二则源于寺院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建筑与园林元素。西洋画与中国画在审美与技法上南辕北辙，然以西方写实透视与光影技法描绘海幢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极为罕见，其意义殊为重大。 海幢寺人文荟萃，历代不乏名家游记，但古人文章好简，不免缺乏建筑细部。而西方人的游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始终雾里看花。图画的实证价值恰能弥补文字之限。例如外销画中的海山门与码头，对照沈复《浮生六记》中“规模极大，山门内植榕树，大可十余抱，阴浓如盖”之描述，以及康熙年间王士禛雨中游览所记“冒雨发舟二里，抵寺门。木棉方花，望如赤城之霞”，文字与绘画交相辉映，令一座完好的禅寺丛林穿过百年岁月，清晰呈现于眼前。 现今存世有关海幢寺的外销画，大英图书馆藏有91幅。另外还有极珍贵者，当属清嘉庆元年（1796）由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首席代表曼努埃尔·德·阿格特（Manuel de Agote）重金订制的“广州名刹海幢寺内各殿及其他重要建筑景观图”。此册纵41.3厘米、横50.2厘米，全册四十八开，以水彩及描金绘制于英国Manturkey Mill肯特纸上，每幅图中以西班牙文、中文双语标示名称、图解和编号。 史料中关于“绿色砖瓦”的记载，正可借由外销画得到实证：清初，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两藩营建府第时，曾恳请照王贝勒制式使用绿色琉璃砖瓦，然部驳曰“民爵与宗藩制异，察平、靖两藩均由民身立爵，所请用绿色砖瓦之处，碍难准行。”时粤东启窑，砖瓦皆成，未敢擅用，乃尽施诸佛寺。昔日仅见诸文字，今赖外销画之图像，那绿瓦红墙、飞檐翘角之宏大规模一目了然，极大补充了文献之不足。 这段“图像出海”的故事，在两百余年后完成了一次动人的“归航”。近年，笔者亲闻海幢寺力所能及地在海内外寻回海幢历代遗物。犹记这册在海外两百余年的西班牙外销画册终于回归寺院之日，寺院住持当即送去给恩师新成老和尚过目。老人家捧着这历经沧桑的画册，情绪激动，颤抖着手，指着图中某处，轻声告知今已变为某小学、某医院或民居。斯人虽逝，手泽犹存。此册之归，不仅令后人得以一览当年海幢寺之恢弘旧貌，更是一场历经两个世纪的文化接力。 “西学”与“东韵”的交响 文明的交响，从来不是单向的征服，而是平等的凝视与交融。在当时全球海贸的浪潮中，海幢寺见证了“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并行不悖的双向奔赴。 海幢寺之所以屡屡入画，不仅因为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典园林与佛教建筑的东方神韵，这些画作本身，亦是“西学东渐”在视觉艺术领域的生动截面。十八、十九世纪的广州外销画，绝非画工们对异国审美的被动逢迎，而是一次主动的技法探索与调适。 在描绘海幢寺等口岸风貌时，广州的外销画家们敏锐地吸收了从西方传入的焦点透视与光影明暗技法。正如广东省博物馆近年来对外销画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所揭示的，这些无名画师以符合西方“中国风”审美需求的新式艺术品，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西方视觉艺术对话与调适的“广州时代”。他们绘制了成千上万幅作品，却极少能留下自己的名字。这群“体制外”的专业画工，以自己的智慧点亮光明，也无意间践行了佛教“无我利他”的精神。 文明的调适与接纳，并未只停留于画布。在“一口通商”的特殊时期，十三行商馆的喧嚣与珠江对岸海幢古刹的钟声隔江交响，共同勾勒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输入清朝的前沿轮廓。 早在1793年冬，离华返英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曾于海幢寺参加两广总督长麟举行的饯行宴。此前，使团在北京进呈的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和地球仪等西方科学仪器，已再次引起清廷对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关注。随着中外交往的深入，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西方医生与博物学家，在广泛采集岭南植物标本的同时，也将林奈植物分类体系渐次介绍到中国。 1805年（嘉庆十年），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在澳门、广州推广牛痘接种法，是为西方种痘术传入中国之嚆矢。至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在十三行附近新豆栏街创办“广州眼科医局”，后发展为博济医院，开中国近代制度化、向公众开放之西式医院先河。 从微观的植物分类到治病救人的近代医学，古老的中国正以务实而包容的姿态，接纳着近代文明的微风。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海幢寺也是一处见证文明相遇的文化地标。珠江之水昼夜东流，而近代世界的知识与技术，正是在这样的港口城市间往返流动，悄然改变着中国迈向现代的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也借由珠江南畔这扇“虚掩之门”走向世界。海幢寺的僧众对西方来客，展现出了佛教的平等与包容。据史料记载，1830年代初美国人裨治文探访海幢寺时，记录下寺僧并未因其基督徒身份而另眼相看，而是从容地请其参观并奉茶。在这样看似寻常的日常接触与官方交往中，东方神韵跨越重洋。 在某种程度上，海幢寺于西方人的眼中，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极有价值的东西。这种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在1891年，即便清廷已被列强打开国门，时为俄国皇储的尼古拉（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在广州城内接受完官方宴请后，专门由俄国汉学家波克季洛夫陪同，微服私访来到海幢寺游览。 “道场之兴，一因人，二因时，三因地。”从清初岭南士人的文化栖息之所，到清中期跨越重洋的交流窗口，海幢寺早已超越传统宗教空间，成为与世俗同呼吸的中华文明样本。今日，我们凝视这些劫余归来的外销画册，所见非止古刹旧影，更是千年商都面对世界时那份不卑不亢的从容。珠江逝水，暮鼓晨钟，真正的文明对话从来无须高墙兵戈，唯需一方可对视之净土，与一颗悲愿无尽之心。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潘玮倩参与相关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