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炜

　　远远地，山的轮廓渐渐显露。连绵的一条墨线，在夜晚不断拓印着，那就是七娘山。

　　几年前，诗人黄灿然村居在靠海的洞背村，后来又搬到了这座七娘山下的村庄。我们抵达时天色完全漆黑，走下车立刻感受到一股早春的凉意袭满全身。村里很安静，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只闻到一种莫名的植物散发着沁人的气息。偶尔从树丛里闪出两只野猫，也只是好奇看着我们，然后保持礼貌的沉默。

　　乡村的夜非常简洁，在这里你能想象有一种沉着、明晰的诗歌是如何写出的，因为万事万物一草一木都像是滤网，过滤掉人世的不堪与喧闹。我来过几次，每次走在通往黄老师的那条小路上，我的头脑里都会想起彼得·汉德克，他在巴黎的屋子后面也有一条小路，他常在那里思考、踱步，并称之为“永恒的小径”。

　　汉德克的那种生活，某种意义上跟黄灿然的生活非常类似，平静、简单、朴素，除了一切必要的，其他都不必要，而那些必要的也都是围绕着写作而展开，或者说为了写作而服务。二十多年前，黄灿然有本文集，名叫《必要的角度》，他在里面诚恳、认真地谈论了一些外国诗人。他非常认同布罗茨基对于诗人责任的认定，那就是写好诗。这么多年，他也一直用自己的写作去践行着这一点。

　　他的写作，从香港到洞背，再到七娘山下，一路走来，如果从外部来看，他从国际都市到一隅的村庄，似乎他的世界在日渐收窄，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觉得一个诗人不必去看那么多的世界，附近几公里地方、每天散步途经的路途，就已经写不完，用不尽。他年轻时多病，在香港琳琅炫目的街头，看那些巴士、招牌、茶餐厅里的侍应生，哪怕街角的一隅也都是灵感来源。年龄大了，他显得矍铄，也清晰知道自己才华的局限，但灵感依旧会来找他，让他写出连自己都惊讶的句子。

　　搬到新居后，他有一个明显的改变，那就是签给文友的书，落款变成了“七娘山下”。我上次来是在一个下午，在黄老师书房兼工作室的阳台上，远远看过那座山，并感慨很少在南方见到这么高大的山。据说，山那边是海，隔海相望的，则是香港的山。我从没靠近过那座山，自然也没见过山那边的海。但我见过洞背的海，站在一大片的公墓里，望着远处灰色的海平面，这很容易想起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作《海滨墓园》，能够在海滨的墓园里安然散步的，除了诗人，再也想不到别的人。

　　现在，黄灿然与海，有了一整座山的距离。他住在一栋自建楼的三楼，楼下有个小院子，房东的恶狗正在院子里溜达，这只狗常常与黄老师的狗发生争斗，但今天显得很安静。

　　黄老师已经在走廊上向我招手。走上楼梯，拐进黄老师家里，一整排英文书映入眼帘，黄老师从房间里走出，问我们喝茶还是喝咖啡。说着说着，我听见房间里动静很大，原来他把自己的两条狗关在房间里，怕它们惊吓到客人。我们表示没有关系，那两只狗被放逐出来后，开始穿梭在我们几个人中间，来来回回，低头找寻着什么。之后他又带我们去看他工作的房间，三面是书，一面有个小阳台，他指着远处的漆黑告诉我，哪里是菜地，哪里是树林。

　　随后，我们倚靠着这栋房子的黑暗，开始坐下来喝茶。奇怪，刚刚一路过来都觉得很静，现在一落座，耳畔却浮起一片夜虫与蛙声。黄老师说城里人估计在这里会睡不着觉，他早已经习惯了。他平日里写作和翻译的工作都在这里进行，桌子上摊着最新的译稿，“是一部很厚的奥登”，他说。我翻了翻，上面用红笔圈出很多修改的地方。

　　我们漫无目的地交谈。最令我惊讶的是，黄老师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他说自己很早就如此了，他觉得方便并且效率高，说着便给我们示范。他手肘立在桌子上，举着手机，下面放着一本英文诗集，低头看一句，抬头在手机上输入一句。很难想象，他那么多译作都是这样完成的。他说以前在报社下班时，常常在茶餐厅门口，或者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写。他喜欢工作，每天都要工作，有次去了香港，有几天没事做，也没有带书，就非常难受，让女友在家里拍给他，他就对着照片来做翻译。他边说边一根根地抽着烟，帽子下面锐利的眼睛不时扫过我。

　　不知聊到哪儿，黄老师说起自己除了豆瓣，似乎没别的社交平台，我建议他开设一个小红书，那里聚集的年轻人比较多。他颇有兴趣，但想到精力跟不上，便作罢了。他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挺前卫的，上个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用电脑写作。等到后来，他有手机后，又觉得电脑笨重，不够方便，才彻底把写作转移到了手机上。

　　香港导演许鞍华最新的一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片，名字很直接，就叫《诗》，黄老师是主角之一。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在纪录片中反复出现的场景。纪录片里的黄灿然，与我面前的似乎没有任何区别，他的每一天仿佛都极其稳固，任谁也无法动摇。就像他说的，写作本身就是消耗很大的工作，写作者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吃的玩的用的都不需要太多，写作者与人世最牢靠的链接应该是、也只能是作品，其他的都不重要。

　　黄老师目光深邃地望着我，细细的烟缕从他的指缝里飘出，又在桌上的台灯的照耀里被放大了轮廓，随即在夜虫的奏鸣下，朝着窗外的七娘山飘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