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凌

　　在晚清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湘军统帅、士大夫典范，其形象一直带有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背负沉重的历史血债；另一方面，他又以洋务求新、整饬文风、提携后学而为近代中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成晓军教授长期致力于晚清湘军史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新作《晚清古文四大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湘潭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通过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的事功与著述，勾勒出一条由守成到适变的学术思想史递进链条，展现了晚清士人如何在风雨飘摇中摸索适变之道。全书以曾国藩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门生之间的师承关系为主线，分5大部分阐述了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诸位弟子的生平、学术成就及历史影响。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明确交待，该书主题集中在：“曾国藩的古文（散文）和诗词为主体的文学理论和实践成效，对张裕钊等晚清古文（散文）四大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张裕钊等人作为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又是如何对其予以师法和发展的这一过程，予以回顾和总结。与此同时，旁及曾国藩在读书治学、为人处世（事）等方面对张裕钊等弟子的言传身教；张裕钊等弟子对曾国藩‘家法’予以接受、传承并且发展、创新的真实过程。”（见该书第14页）

　　要理解《晚清古文四大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这部书的重要性，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品读。内忧方面，太平军烽火连绵，清王朝统治根基动摇；外患方面，西方坚船利炮、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中国传统治理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曾国藩既是“中兴之臣”，又是“苦撑危局之人”。这种矛盾身份，也塑造了他作为师者对弟子的影响和教化的复杂性。他既强调“家法”的坚守，又不断提醒门生要“因时制宜”。曾门四大弟子便是在这种氛围下，各自展开对曾氏之学的传承与开新。

　　该书认为，张裕钊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亲切育导之下，最为谨守曾氏“家法”。他强调文章之“气”，坚持桐城派以义理为本、以辞章为用的路数。他的讲学与写作，既是文体上的循规蹈矩，更是一种儒者“静气”的涵养。他在书院讲学时，常以“定力”教导学子，以文章为修身之器，以文统作为安顿身心之道。张裕钊的贡献在于，他为动荡时代提供了一种精神定力，延续了桐城古文的脉络，也保存了传统士大夫的风范。

　　该书作者指出，吴汝纶则是守与变之间的代表。他少时文名已显，入曾国藩幕府6年，亲受教诲。他既重视桐城文统，又尝试在文章与教育实践中吸收新知。他曾主持莲池书院，推行教育改革，强调“义理、考据、词章”的统一，但又留意社会新风与西学的传入。他的调和与折中，使他成为“中体西用”的早期践行者之一。吴氏之学，虽不锋芒毕露，却反映出晚清士人的普遍心态：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进行有限的革新。

　　该书明确强调，黎庶昌的治学道路更显开阔。他远赴西洋，亲见工业制度之强大与民生风物之繁荣，归来后以《使西纪程》等文字，记录其见闻和思考，且引介西学于国人。他倡导“因时适变”，既非全盘西化，也不是闭门自守，而是以儒者的身份寻求一条强国之路。

　　该书告诉读者，比较黎庶昌而言，薛福成在治学开新路途上更前进了一步。他的文字充满经世气息，所推行的铁路、电报等新式事功，正是“文章经世”的现实化。他在笔端提及“国权”“民智”，虽出自士大夫之口，却已带有近代启蒙色彩。薛福成的仕途与著述，显示出他既不舍儒家根性，又敢于直面变局。这种杂糅的风格，恰如晚清士人心态的缩影。与张裕钊的守、吴汝纶的调和相比，薛福成的道路更具开创性；他在外交舞台上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晚清走向世界的缩影。

　　该书通过对曾国藩四大弟子学术师承与创新，以及生平思想言行的整体叙述和横观比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思想和文风的差异，更是一个师承网络在时代压力下的分化与生成。张裕钊的坚守，吴汝纶的调和，黎庶昌的践履，薛福成的维新，共同组成一条曾氏之学传承演变的脉络。它由文统入手，文以载道，从而走向制度思考，再到国权意识的觉醒。由这一脉络可见，曾国藩并非仅以“一人之学”传诸后世，而是通过弟子群体，将家法之守与时代之变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活的思想系统。

　　成晓军教授在《晚清古文四大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中的写作，并不流于人物小传的堆砌，而是以史料为据，以比较为法，将曾门四大弟子学术和思想的异同串联起来，勾勒出晚清士人学术思想史流变的丰富图景。书中所呈现的，并非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活生生的人物在家国危机中的抉择与困境，让读者从此书中领悟到：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作为亲炙曾国藩“家法”即治学真谛最深的四大弟子，他们的文字、他们的行履、他们的学术与事功背后，不仅浸透着老师曾国藩对他们传道释惑、亲切教诲的诸多心血，而且体现出晚清时期有识之士饱满的“家国天下”的情怀。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成晓军教授的这部著作，为我们理解湘乡学派与桐城派文脉相承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湘乡学派是桐城派在晚清的中兴，两者有着文脉相承的关系。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都以桐城派的继承者自居。但有一点不可忽视，湘乡学派在吸纳桐城派核心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因时适变的创新，融入了经世致用的内容，雄奇恢宏的风格气韵。张裕钊被认为是最得曾国藩文法真传的弟子，他既坚守桐城派的的文统，也“确守文正之家法”。吴汝纶深得桐城派文论之精髓，主张“文道并存”，而其思想体系更重视经世致用，因时适变，大力倡导西学。黎庶昌与薛福成，则将曾国藩的“经世之学”推进至外交与制度革新的层面。这就告诉人们：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在学术上的守成与创新，尤其是在推进桐城派文论在晚清时期的中兴，体现了晚清特定时代环境下中西文化冲突、碰撞过程中，有识之士们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自古文章盛衰，与时高下”（见该书第12页引用黎庶昌的文字）的家国情怀。

　　总之，《晚清古文四大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一书作为成晓军教授曾国藩专题研究中的第10部书，不仅是一部重估历史人物的著作，更是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脉络的观照。它让我们看到，晚清士人如何在守与变之间、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艰难调适，也让我们感受到曾氏之学在近代历史传承中沉郁而丰富的意蕴。这样的书写，不仅关乎学术，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