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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的千年荣光是“宝藏皇帝”宋仁宗开启的

来源:羊城区域     2020年05月15日        版次:ZHA15    栏目:惠州文脉·风物    作者:吴大海

     宋仁宗画像 资料图

     北宋《千里江山图》局部 制图/杜卉

  宋仁宗与惠州   上  

  策划统筹/陈骁鹏 夏杨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最近,电视剧《清平乐》热播,演员王凯饰演的宋仁宗赵祯圈粉无数,被网友戏称为“宝藏皇帝”。网友感慨,此前并不知晓,原来宋代还有这么个励精图治、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然而,很多惠州人还不知道,宋仁宗与惠州的关系非常,仅文教方面就给惠州带来了无穷裨益:公元1020年,为避当时还是太子的赵祯的讳,岭东雄郡就由“祯州”改名“惠州”,从此沿袭千年;他登基后下旨岭南修城,使原来无险可守的惠州建起恢弘的城廓,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他治下,惠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文气兴旺,宋代共培育出54位惠州籍进士,远超历朝历代。如今惠州的最大文化名片苏轼,也是仁宗朝发现的英才。

  如此说来,惠州人应该好好感谢宋仁宗,是他,开启了惠州的千年荣光!

  壹  因避赵祯讳而得“惠州”美名

  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早期历史进程中,境内产生并留下许多地名,大都沿用至今。其中,“惠州”这个地名的来源,就与宋仁宗有关。

  据史志记载,隋开皇十一年(561年),在岭东设立循州总管府,治所在归善县梌山(今惠州市惠城区中山公园),管辖归善、博罗、河源、新丰、兴宁、海丰等县。循州建置历经300多年后,至五代南汉乾亨元年(公元917年),改循州为祯州。

  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三月,因避太子赵祯讳,祯州改名惠州,自此诞生“惠州”之名,沿用千年至今。赵祯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北宋朝第四位皇帝。

  为什么要用“惠”来代替“祯”呢?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这可能是源于一场美丽的误会。

  何志成说,古时州县,大多以当地山川命名。当时以循江(今东江)命名的循州已给了龙川,故祯州更名时只好用淮水(今西枝江)命名。西枝江在隋朝之前,是怀安县的主要水道,流经怀安山下,古称“怀水”,后又谐称“淮水”。何志成说,当时的祯州知州是个外地人,“淮水”发音成了“惠水”,就用“惠州”上报户部了。

  可以说,宋仁宗还没继位,就先给惠州带来了变化。而惠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历经千年!

  贰  仁宗改革科举后惠州进士辈出

  如果说“惠州”的得名是无心插柳,那他改革科举制度,使得惠州在两宋时代培养出了50多位进士,无疑算是宋仁宗善政的结果。

  何志成介绍,宋初科举制沿袭前朝,各地设有州、县学,考生一般由各地学馆、书院推举,因此叫考生为“举子”。宋仁宗改革科举制,并多科为一科,使考试科目简单化;确定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后来元、明、清三朝都实行此制;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特别是殿试,把省试合格的考生变为“天子门生”,为朝廷储备人才;四是增设乡试,考生一律要通过乡试,使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

  据《惠州府志》不完整记载,宋代惠州共出了54名进士,是惠州历史上中进士最多的朝代,比明朝44人还多10人。

  何志成说,唐代惠州地区只出了3名进士,宋代进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说明千年前这个节点以来,惠州开始大力发展教育,兴建书院,为惠州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有声音说,经济中心南移后,文教兴盛是必然的,其实不尽然,如果统治者不重视,地方文教氛围也会出现反复。何志成说,元代惠州科举成绩就远不及宋代。根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入元后80余年惠州竟无一名科举进士,仅有诸科9人。

  造成这种历史倒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元代立朝时间较短;且立朝之初科举中断数十年,直至元延祐元年(1314年)才正式恢复,且每科取士很少;统治者在取士过程中对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入元后惠州还不断暴发反元起义。尖锐对立的民族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给文化教育带来了消极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自仁宗以降,惠州逐渐崛起为岭东地区的重要城市,文人士大夫阶层涌现,堪称“惠州城下有江南”,这与宋仁宗重教兴文是分不开的。

  叁  “千年最厉害科举”一榜出大批名人

  自科举制度实施以来的1300年间,在700多张可查的科举榜单中,有一榜科举有着“千年最厉害科举”之称,那就是宋仁宗嘉祐二年那一榜。这一榜录取了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和曾巩,还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创始人张载,以及宋代理学奠基者程颢,另外还有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章惇等人。

  依靠科举制度,宋仁宗将大批天下英才网罗到了身边。从公元1022年到公元1063年,在位四十二年间,宋仁宗的朝堂上人才济济。政界有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文学界有三苏、曾巩。其中,惠州人最熟悉、与惠州关系最大的,自然就是苏轼。

  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赶考,被考官欧阳修赏识。欧阳修见一张卷上的文章写得太好,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就把这张卷子评了第二名。随后,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苏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正当苏轼准备在仁宗治下大显身手之时,母亲突然病故,他只得回家守孝。嘉祐六年(1061年),服丧期满的苏轼参加选拔非常人才的制科考试,被列为第三等。须知当时的一等二等都是虚设,而第三等就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百年来只有苏轼一人获得这个等级,因此他被称为“百年第一”。苏轼被仁宗派到凤翔府做签判。

  然而天意弄人。苏轼在凤翔履职的第三年,宋仁宗就驾崩了。苏轼对这位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仁宗皇帝评价很高。他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和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想来苏轼十分感念仁宗的赏识。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曾官至礼部尚书,又多次被贬。绍圣元年(1094年),他被贬到惠州。当时年近六旬的苏轼受到惠州百姓热情欢迎,在此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财物拿来修堤建桥。惠州受恩于宋仁宗,同样也受恩于苏轼。他们都给惠州带来了无限荣光。对于后者,正如清代诗人江逢辰所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