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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引种小麦，惠州才有了面食文化，后来还创出了著名的“伊府面” 插图/杜卉 |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宋仁宗后，惠州文教兴盛，这自然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助力。先是宋仁宗朝的知州陈偁两次主政惠州，疏浚西湖，推广小麦种植；后有苏轼贬谪惠州，不仅给惠州留下千年诗名，更留下来自中原的先进农具；此后，鱼盐、铸钱、陶瓷等经济支柱相继崛起，成了惠州文教事业井喷式发展的有力支撑。 百里东江，自古是黄金水道，渔盐酒茗，集于一市。当时的惠州，已成为岭南地区最繁华的几个城市之一，人文、风物甚至能与中原地区媲美。正如之后的北宋诗人唐庚在《西溪》诗中所说：“百里源流千里势，惠州城下有江南”！ 贤太守引入小麦种植技术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观年间，惠州地区人口只有6891户，至“开元盛世”的天宝年间也不过9525户，社会经济以农、渔业生产为主，经济相当落后。 入宋后，尤其是宋仁宗时的政策促进南方发展。《元丰九域志》记载，仁宗朝后十几年的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惠州总户数已达到61121户。其中主户23365户，客户37756户。客户即外乡、外县移居本地的佃户和“射耕人”，已占惠州总户数的61.8%。大量移民的进入，反映了这个时期惠州社会经济规模迅速扩张。 这一时期朝廷派到惠州的官员，也很重视发展生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陈偁。宋治平三年（1066年），仁宗驾崩的第二年，此前仁宗朝时就曾任惠州知州的陈偁再次知惠州。这次，他推动惠州民众大规模种植小麦。 惠州种植小麦的最早记载，见于郑侠所撰《西塘集》。“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两麦（大麦和荞麦）之类，盖民不知也。公始于南津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这里所说的“南津”，本地人称“麦地”，也就是今南湖南岸至麦地路之间。 陈偁任惠州知州时所筑的湖堤被人称为陈公堤，即今天城区通往丰湖书院的黄塘堤。陈偁走后约30年，苏轼游博罗香积寺，看见路边“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禁不住用“二年流落蛙魚乡，朝来喜见麦吐芒”的诗句，来表达丰收在望的喜悦。这说明，此时惠州已是大面积种植小麦并获得成功。 粮食生产的发展，无疑为宋代惠州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除小麦外，荔枝、药材和茶叶也是宋代惠州农业生产的重要项目，罗浮山的药市和水北的荔枝浦，在当时闻名遐迩。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权知惠州，在梌山太守东堂（今惠城区教育局附近）手植荔枝，把优良品种引进惠州。 苏东坡推广中原先进农具 苏轼贬谪惠州，把中原先进的农具及其使用技术也带来了。 我国传统的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基本完备。据元人王祯所撰的《农书》记载，宋元时期全国有农具105种，其中除传统旧式农具外，许多是宋元时期创新改造的新式农具、如踏犁、简车、秧马、水磨等。在岭南，秧马、水磨这些先进农具，就是在苏轼的积极推广下，首先在惠州开始使用的。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行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在庐陵属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遇上宣德致仕郎曾安止。曾安止将自己写作的《禾谱》一书请苏轼过目，苏轼读后，觉得该书“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于是向曾安止介绍了秧马的作用和形制，并作《秧马歌》教人使用。 到了惠州，苏轼又把秧马介绍给博罗县令林抃。林抃因地制宜，略加修改，制成“加减秧马”。使用秧马前，农民拔秧，“俯伛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秧马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保护了劳动者。很快，“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 龙川令翟东玉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找苏轼索取秧马图纸，带到龙川推广。苏轼离惠十余年后，唐庚来惠，沿途看到农民普遍使用秧马，写下了《到罗浮始识秧马》诗，其中有“从此驰君四十年”一句，表达了对苏轼勤民恤农精神的追慕之情。 以流水为动力的碓磨，在当时也是一种先进生产工具。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攻麦》中记述，每副水磨每天可磨麦六石，相当于20个强壮劳动力的工作量。宋绍圣二年三月，苏轼在惠州作《游博罗香积寺》诗的小序中说：“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林抃，使督成之。” 此前，陈偁也大兴水利，在丰湖“筑堤捍水，延袤数里，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于上，鱼利悉归民”。当时遇到大旱，他又“教民以牛车汲水入东湖溉田，民赖其利”。林一鸣继任后，也“为文谕民力学种麦，垦荒田、修陂塘、去丧乐、禁杀牛”。 渔盐制瓷等发展成经济支柱 钱业和盐业，特别是盐业，是宋代惠州经济支柱。惠州有漫长的海岸线，渔盐历来是其财政收入之大宗。惠州府城是各县渔盐山货的集散地，唐庚寓惠期间就曾写下“利倾小海鱼盐集，味入他村酒茗甘”的诗句。 据史载，宋代广东有盐场17个，惠州占了3个，分别为归善淡水盐场、海丰古龙盐场和石桥盐场，均属官府所有，当时有“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的说法。《宋要会辑稿·食货》载，宋绍兴三年（1133年），惠州的3个盐场则课利5万多贯，推断年产量为100万斤以上。 北宋宣和年间的惠州佥判陈鹤用“捐盐仓箩头钱置学田以增廪”的方法解决办学经费，是惠州置田赡学的最早记载，说明盐业在宋代惠州，是官府办学的重要经济来源。 宋代惠州的另一支柱产业是铸钱。《宋史·食货志》载，宋熙宁四年（1071年），惠州设置阜民钱监，这是当时全国十六个钱监之一，且为全国第二大监。近年惠州一些采沙船在东江大桥附近采沙时，采出约一万枚全新“崇宁通宝”折十大钱，铁划银钩，字体清朗，说明惠州铸钱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阜民钱监也是当时惠州规模最大的手工生产作坊。若参照南唐时期一个铸工年铸铜钱一千五百缗的标准推算，年铸量为七十万缗的阜民钱监约需铸工500人，另加翻沙制范、烧窑看火、加工磨铣、冶官监卒、护卫后勤以及原料、燃料供应、产品储存输送诸色人等，用工规模或达千人以上。 陶瓷业在惠州也是传统产业，最早可上溯到3000年前的缚娄古国时期。惠州发现有宋窑遗址多处，如三栋瓦窑岭、朱屋村等等，其中以位于城区东平窑头村的宋窑遗址规模最大，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北宋广东三大民窑之一。据专家考证，该窑从北宋初年开始烧造瓷器，生产历史长达100多年。该窑址于1976年被发现挖掘时，出土瓷器、窑具等650多件，种类繁多，造型美观，技艺精巧。 东平窑的瓷器主供外销，尤以白瓷最著名。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在考察研究东南亚、西亚、非洲北部的古瓷器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产自中国广东。惠州北宋东平窑址的白瓷正与东南亚一带所见白瓷相同。当年，通过广州港外销的陶瓷数量巨大，内中包括惠州的产品。在东平宋窑遗址出土大量铜钱中有越南的“天福镇宝”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制盐、铸钱、制瓷诸业的兴旺，促进了惠州水运业的发展。东江是粤东黄金水道，惠州又在东江和西支江交汇之处，各地商品集散于此，水道一片繁忙。宋代广州与惠州已有定期班船，惠州区内客渡更多，如博罗从县城南门至石湾的东江流段上便有十三渡运载客人。宋绍兴二年（1132年），名儒罗从彦于罗浮创建钓鳌书院，就是靠收取这东江十三渡的税捐“以赡来学者”，是书院稳定的经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