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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
□沈夏宁 华附高二（13）班 一个八十四天捕不到鱼的老渔夫，出海三天，历经波折，终于捕得一条异常巨大的大马林鱼。他耗尽体力与尾随而至的鲨鱼搏斗，最终也只带回一架空骨。故事并不复杂，单看剧情就能体会到字里行间的宿命感和虚无感。求的是鱼，却只带回无用的鱼骨，所欲与所求的相悖似乎取消了主人翁圣地亚哥一切斗争的意义。正如生活中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得到自己追求的事物。 用功利主义的理性目光对之进行考察，很容易得出“生活无意义”的结论——正如马克思·韦伯指出，这是一个工具理性飞速膨胀、价值理性逐步收缩的时代，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一旦不能实现效用或达成目的，就会被视为荒诞和无意义的。实际上，虚无主义的思潮在作者海明威身处的战后时代开始盛行，海明威最终选择自杀，也是因为无法从虚无主义的泥潭中拔足。人只要生存着，就始终面临着坠入虚无主义的巨大危险。这是一个值得被所有思想流派仔细考察的问题，绝不是能被一两个理论轻易驳倒的：它永久地植根于人类对自身有死性的恐惧和对存在意义的无限追问之中。 人生在世不仅活着，而且希望知道为什么活着。因为不能忍受一个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所以把一切生存活动指向某种作为最高价值或内在目的存在的理想境界。意义便成了人类为了保护自身存在、抵御虚无主义而修建的堤坝，是连接有限与无限、瞬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的桥梁。当意义的建筑崩塌，虚无主义就直接暴露在生存面前，而且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正如加缪说：“生活是否值得过，这是个基本问题，其余都是其次。” 许多人对圣地亚哥此次出航的评价——这次冒险是“不值得的”，他最终没有取得任何实在的报偿——我们有时也突然感到，自己一直以来所经历的这种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然而，如今当我们谈论起海明威和《老人与海》，最常提起的关键词却是“硬汉精神”与“英雄主义”。 对于后者，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英雄主义是一种直面虚无的勇气，是一种寂寞而广大的存在主义式的守望，如堂吉诃德刺向风车的长枪，如西西弗斯推动巨石的双手。那些不满足于生活现状的人，总是倾向于去挑战自身的极限，去扭转命运的罗盘——历史上试图力挽狂澜的改革家和革命者，探索自然奥秘和社会规律的理论家，常常在自身极限边缘与虚无互搏的人……他们比安于自身极限之内的芸芸众生更靠近谬误和失败，或许他们的诸番努力被历史的进程销蚀后只剩一副鱼骨，好的意图遭到报复，善的开端以恶果收场——但他们的生命真的徒劳无功、毫无意义吗？显然不是。 我们对意义的阐释倾向于静态、片面、终极，似乎是墓碑上一段无法更改的铭文，为人的一生定调，并把不符合终极意义的一切行为驱逐出良好生活的范畴，斥之为“无意义”。然而死是生的反面，是不可能被理解和感知的，我们只能把握生而不能把握死，只能把握具体生活实践而不可能超出生活本身去俯瞰生活，去整体定义自身的生存。 陀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阿廖沙之口说出：“应当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圣地亚哥死守残缺的鱼骨与鲨鱼搏斗，此时他的抗争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是在抗争的行动中建立起意义，从生活的具体实践中重构价值。当我们将行动本身视为行动的意义，不去算计工具的合理性，只在生活的自然进展中获得力量和信念，那么任何挫折、蔑视和绝望都不能将我们击倒。当我们信仰和热爱着生活，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都不能让我们屈服。这就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也是脆弱和无根基的现代人所向往的生存状态。 不可否认，海明威式的英雄主义带有浓浓的宿命论的悲观色调。比起同样注重塑造命运和个人意志冲突的希腊悲剧，海明威笔下的勇气、刚毅、忠诚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稳固的根基，不能指向任何形式上的回报，只是把意义的箭头指回自身。圣地亚哥挥动鱼叉的意义，就在于他挥动鱼叉那个瞬间；圣地亚哥是一个英雄，因为他就是一个英雄。这种同义反复是一个时代的迷惘和幻灭，也是一代人行动和思考的唯一倚仗，当一切既往的价值都在硝烟和鲜血中分崩离析，生活的意义就只剩下生活本身。 忍不住想摘抄米沃什的一首诗歌： 我们从熊熊燃烧的城里逃出，刚走上乡间大道便回首观看。我说：“让野草掩盖我们的足迹。让喋喋不休的先知在火中沉默，让死人向死人说明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成为一代性格坚毅的新人，将摆脱罪恶和昏昏欲睡的幸福。我们快走吧！”——火光之剑在为我们扫清道路。 “一代性格坚毅的新人”，多么贴切的写照。海明威之所以能创作出《老人与海》这样的作品，内心也必然期待着这样一代人能在迷惘中诞生。我们仍然与海明威是同时代的人；我们都是圣地亚哥；我们都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每个在生活的风浪中久久挣扎的人拖着残破的鱼骨归岸时，一定也会想起这本不朽的著作吧。 （指导老师 盖英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