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曾令存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介绍了陈国凯作品的影响以及文学风格等。 羊城晚报:陈国凯的作品具有哪些特点? 曾令存:一是关注现实生活,聚焦社会问题。从1960年代初的《部长下棋》到1970年代末的《我该怎么办》《代价》,直至千禧年的《大风起兮》,陈国凯的创作始终与时代生活密切关联。他的创作可谓是对“文章合为时而著”(白居易)这一中国传统文论的最好诠释。 二是写普通人、平凡人的命运。陈国凯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好人阿通”(《好人阿通》,1982)。已故评论家雷达认为陈国凯的小说“以生活的力量和丰厚的质感见长”。他的大部分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内容厚重。有论者指出:“陈国凯来自基层,扎根基层,对于基层群众,特别是工人,十分熟悉,对于他们每个家庭生活命运的变迁了如指掌。”“把工人群众平凡的日常家庭生活写进他的作品,就使他的‘车间文学’与众不同”(赵仕聪)。这一评价,或可看作是陈国凯对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 三是呈现出地方性特色。雷达表示读陈国凯的小说,“因地域文化所形成的情趣上的差异有时会感到隔膜,但这隔膜有时又构成一种新奇的魅力”。陈国凯的创作,注意融入时代文学潮流,不忘其作品的广东文化身份,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凸显南粤文学的“山”(岭南)“水”(珠江)特色。 羊城晚报:陈国凯的文学作品对广东文化、客家文化有哪些深远影响? 曾令存:“地方性知识”是近年文学研究与评论出现频率较高、关注较多的一个概念。陈国凯的创作及其影响,恰恰是因为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包括岭南的、珠江的、客家的等。文学创作既要“与时俱进”,又不能因此把自己的“身份”消解、遗忘。好的作品,既是其他作品无法替代的“这一个”,又是能够让读者“发现自己”的“跨界”之作。 羊城晚报:陈国凯的中篇小说《我该怎么办》和长篇小说《代价》出版后震动中国文坛,一时洛阳纸贵。其具有哪些不同之处? 曾令存:这两个作品均发表在1979年。长篇小说《代价》可以说是《我该怎么办》的“拓展版”,均属于“伤痕文学”范畴。与当时其他作家的创作比较,这两个作品的独特品质,可能在于将笔触伸展到了工业领域。 羊城晚报:陈国凯小说的人物性格、写作风格具有哪些特点,他对梅州当代本土文学将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他的创作对现在的青年作家有何指导意义? 曾令存:陈国凯在塑造小说作品人物时,注意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展现人物性格及其命运,折射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同时,注意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避免人物形象概念化、模式化。 在创作的风格追求上,陈国凯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营造一种氛围,能够很快“抓住”读者,让读者进入“状态”。 梅州当代本土文学应该也完全可以在陈国凯、程贤章等前辈作家的基础上,在“沉入生活”的同时拓展视界,力戒浮躁,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我以为他对文学的态度,体现一个作家责任感与使命。那种因时而动、关注现实的笃实精神,都是一种宝贵遗产。 (危健峰 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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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曾令存谈陈国凯的文学风格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塑造人物
来源:羊城区域
2022年11月17日
版次:ZT10
栏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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