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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受访者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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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著作《西学东渐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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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手书幼童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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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刚到旧金山时的合影 资料图 |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钱瑜 郑达 珠海，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无论是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还是在“睁眼看世界”的探索中，珠海人未曾缺席。 170多年前，珠海少年郎——容闳漂洋过海抵达美国求学，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校的中国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容闳回国后，促成了“官派留美幼童计划”。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抵达旧金山，被誉为“千年未有之创举”。而容闳也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中国近代留学运动先驱。 尽管“官派留美幼童计划”在清政府保守势力的反对下终止，但这个计划开了中国官派留学之先河，120名留洋幼童中走出了一大批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 容闳1828年出生于一户贫困农家，是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今珠海南屏镇)。1835年9月，7岁的容闳随父亲到达澳门，在西式学校——马礼逊学校求学。香山当时西学风潮兴，背后原因一是毗邻澳门的地利之便，二是基督教会的免费教育，三是有望晋身洋行，日后身价倍增。在马礼逊学校，容闳接受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滋养。1839年，马礼逊纪念学校停办。这期间，容闳父亲去世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印刷厂做工挣钱。同年，美国教育家布朗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容闳重新回到学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也前往香港继续学业。到了1846年年底，布朗夫妇因为身体原因准备返美。容闳在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写下当时的情景：布朗先生在他临走之前四个月，有一天突然宣布了一个令全校震惊的消息，由于他和他的夫人健康不佳需要回美国。布朗先生对学堂怀有很深的感情，愿意带几名年龄较大的学生去美国读书，直到完成学业。凡愿意与他同去的，可以站起来。 短暂的寂静后，容闳第一个站起来，接着黄宽、黄胜兄弟也相继站起来。道光二十七年初(1847年1月)，容闳、黄宽及黄胜从黄埔港乘坐“女猎手”号帆船，经历漫长的航海旅程，于4月12日抵达美国。在布朗的帮助下，他们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预备学校就读。 完成学业报效祖国 容闳的志向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当时美国教会表示愿意资助他，但前提是容闳必须学神学。容闳认为，神学虽然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但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他必须选择最有益于国家的事而为之。“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志。” 道光三十年(1850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成为首名就读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容闳的座右铭。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了现代民主思想，接触了近代西方科技，也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他立志要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面貌。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中国学生。 当时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容闳怀着的是一颗爱国心、一个强国梦。美国牧师吐依曲尔1879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演讲中评价容闳时说，容闳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她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促成留学教育计划 对容闳来说，教育是他心目中“最有益中国者”，是“光明磊落之事业”。1854年，容闳怀揣“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的留学教育计划回到中国。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容闳要实现理想谈何容易。 1868年，容闳通过丁日昌给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上书《条陈四则》，力陈“政府宜选派聪颖幼童，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同治九年(1870年)，慈禧太后命曾国藩会同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会案。在处理天津教会案中，容闳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的认可，容闳趁此机会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 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容闳的愿望终于成真。1871年，容闳倡导的“官派留美幼童计划”经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奏请，获得朝廷批准。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政府决定挑选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被称为中国千年未有之创举。幼童留学计划是容闳倾注最大热情的“改革和复兴中国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幼童留洋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同治十年（1871年）8月，清廷正式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委派陈兰彬和容闳两人负责，加上一名翻译和两名教师，组成“留美幼童教育团”，同时决定为整个项目提供150万美元的资金。 清廷对于留美幼童计划寄予厚望，因此选拔幼童十分慎重：长相要端正，头脑要聪敏，名字要正派，还要家长画押：“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但在一百多年前，一般家长基本不会考虑让子弟出洋读书，因此留美幼童的人数始终招不足。容闳只好试图回家乡招生——香山县风气相对开放。因此，首批30名幼童中有25名是广东籍，其中13人籍属香山。 确定留美的幼童无论家乡何处，出国前都先在上海集合接受培训。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从上海吴淞口起航赴美。首批留美幼童乘船经过一个月的航行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彼时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刚刚通车，下船之后的幼童，改乘火车穿越北美大陆，一周后在美国东岸康涅狄格州的小镇春田下车。这趟漫长的旅途算是抵达终点。 清政府在康州首府建立大清出洋肄业局大楼, 并给孩子们派了生活老师、英文老师和中文教习。为了让留美幼童更好地适应西方生活，美国政府决定把孩子们分到当地的医生、牧师、律师和教师这四类家庭中去住。但清政府规定这些孩子不准剪辫、不准信奉基督教、不准和美国女孩谈恋爱、不准打美式橄榄球。 在1872年至1875年这四年间，容闳先后分四批招了共120名孩子赴美留学。其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9岁，平均年龄12岁。其中84人来自广东、22人来自江苏、8人来自浙江、3人来自福建、2人来自安徽、1人来自山东。在这120名留美幼童中，有39名香山籍幼童，占全部幼童的32.5%，珠海籍幼童24名，占全部幼童比例的20%。 展现中国学子风采 第一批“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时，当地人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当时的《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消息：“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过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事实上，这30名留洋学生中并没有女性，只不过是当时的留美幼童留着长长的辫子，让美国人误认为他们是女学生。 持续四年选派的120名学童，很快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他们在美国同学的记忆中“有着天才般接纳新事物的能力”。在187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举止出众的中国留美幼童团队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在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现场接见时依然谈笑风生。前去参展的中国代表团团员李圭目睹幼童风采，惊叹不已。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对这些“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的幼童发出这样的赞叹：“西学所造，正未可量。” 1880年和1881年,在耶鲁和哈佛两所名校传统的赛艇对抗中，耶鲁一反常态连赢两年，坐在耶鲁船尾指挥大局的舵手，却是一张中国面孔。身高不到1.6米的小个子钟文耀，以不凡的技巧、头脑和威信，带领着大块头的美国队友赢得比赛。这些留美的中国少年乐于尝试各种运动，还组建了一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 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尽管这一切看起来很顺利，但“官派留美幼童计划”很快在清政府保守势力的反对中而走向终点。当第三任总督吴子登发现这些学童不再行下跪礼而改为鞠躬礼，对清廷规定的“四不准”也视而不见时，他认为这批孩子都学坏了，必须尽快送回国去。于是吴子登多次上书朝廷，尽述留学之弊，请求朝廷尽快召他们回国。 1881年清廷批准总理衙门奏请，“速解散留学事务所”，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1881年，这些留美学子分三批送回国。原定15年的留美幼童计划在实施的第9年中途夭折。他们当中时间最长的留学9年，最短的留学两年。有52个孩子上了大学，其中22人在耶鲁大学、21人在麻省理工学院、4人在哥伦比亚大学、2人在哈佛大学，有30多人还在上中学。真正读了大学且拿到毕业证的只有两人，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赓。 史料记载，香山先贤郑观应痛斥清廷撤回留美幼童做法“因噎废食，功败垂成，殊为可惜也!”他愤而作诗：“诸生游学将成业，公使何因促返槎；翻羡东瀛佳子弟，日新月盛愧吾华。”归国幼童所乘轮船途经日本的时候，时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黄遵宪写下了纪事长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痛惜“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走出一批领军人物 “官派留美幼童计划”虽然被终止，但120名幼童极大弥补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人才空缺,出现了日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幼童们回国后，按各学习专长分派到不同地方继续深造，包括矿务、铁路、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水雷学堂、船政学堂、机器局、税务学堂、医学堂等，法律肄业者则分派总理衙门或南北洋大臣衙门继续学习法律。经多年历练，幼童们开始在各个领域冒头,有朝廷重臣，有外交俊杰，有矿务英才，有铁路先驱，有电报先锋，有教育翘楚，也有朝廷医官、律法骄子，更有人走上战场，为国捐躯。容闳晚年，垂暮之际，不无欣慰地写下这样的话：“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 其中唐绍仪在清末官至邮传部左侍郎，在民国则为首任内阁总理；梁敦彦在清末官至外务大臣，在民国则为交通总长。两人又各自举荐提携同学，让一大批幼童活跃在晚清的政坛上。 这些留美幼童中，有29人参与了铁路建设，其中詹天佑是杰出的代表之一。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完成了由中国人自己建设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这是中国铁路建设的里程碑。1909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取詹天佑为正式会员，成为加入该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 他们当中还有20余人从事了邮电领域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些留美幼童的参与和推动，使电报业成为最为成功的领域，也是中国当时相对接近世界水平的领域。他们当中的吴仰曾、邝荣光、陈荣贵、陆锡贵、梁普照、邝景扬、邝贤俦等回国先后被派往开平矿务局，相继服务于开平矿务局、热河银矿、临清煤矿、本溪湖煤矿等矿业场所，成为中国首批矿冶工程师，而吴仰曾日后更是成为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工程师。 这些幼童被召回后被大批派往海外，成为外务使臣。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据不完全统计，幼童中有20多人担任各出使外交人员。还有约50名幼童先后参与过北洋水师、福建海军等等，成为最早的中国新式海军军官。他们其中有7名幼童在中法海战和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变法富强之声高涨，创办西式大中学堂成为时代的需求，一批曾经的留学幼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国安担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绍仪担任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和复旦大学创始人、蔡绍基担任北洋大学首任校长、梁如浩担任交通大学首任校长、林联辉担任第一所官办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第一任校长、周寿臣担任唐山铁路学堂校长。这些西式大学堂的创办,日后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更为教育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国安主导“庚子赔款”留美教育，使容闳开创的留学事业得以赓续,开启中国第二次留学美国的热潮，促使更多的中国人到美国、日本等国学习，走出了钱学森、赵九章、朱光亚、钱三强、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胡适、梁思成、竺可桢、梅贻琦等一批领军人物。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喜所说：“容闳推动幼童留美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完成了实质意义的中美文化沟通，推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程。更深层的贡献还表现在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对封建传统文化釜底抽薪，为旧文化的现代转化奠定了根基。”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秘书长杨毅、珠海科技学院教授刘在平撰文指出，容闳是珠海文化历史名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作出重要贡献和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人物。容闳在海外留学、现代教育、对外开放、文化沟通、外交理念、科技引进等不同侧面留下的历史背影，均有耐人寻味的现实启迪。作为“留学生之父”,容闳在确立培养新式人才的战略性目标、倡导西学东渐的教育改革方向、坚持中学为体和东西合璧的教育主张、提出并实施知行并重的教育方针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