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寻踪遇东坡

　　□曹杰

　　初春时分，与花对坐，刚翻开一卷东坡诗文集，正要神交于古时，接到了母校的电话，邀我返校参加伊秉绶与丰湖书院文化展开幕式。伊公作为清代著名的诗人、学者和碑学大师，也是著名的“东坡迷”，与惠州渊源极深。

　　伊秉绶出身世家，诗书画印兼精，尤擅隶书，时人评价他的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清朝嘉庆年间，他曾任惠州知府，在惠州戡乱禁暴、复建丰湖书院、重振风雅，为惠州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

　　此次在惠州学院举办的伊秉绶与丰湖书院文化展中，近百幅作品，基本都是他的隶书作品，气象阔大，吸引很多人观摩热议。在众多作品中，有一幅三尺七绝诗，无论技法还是用纸，都很有东坡书法的神韵，与其他作品风格迥然不同，如果不看落款，将其混在东坡书法之中，几可乱真。

　　这幅别具一格的书法，诗是伊秉绶自作自书的：“象岭东连白鹤峰，双江风断五更钟。我来作守先生去，愁绝当年方子容。”在书法中第三句最后一个字缺失，我在相关文献中目前并未查到这首诗作，因此结合全诗的意境和格律，暂补一个“去”字，一来一去，沧桑尽显，平仄协调，倒也合适。白鹤峰是苏东坡在惠州的故居，这首诗的内容是伊秉绶怀念苏东坡的，或许是出于对东坡的礼敬，作者专门用了“东坡体”来书写此诗，可见其用心良苦。

　　起句的“象岭”并不是现在的象头山，而是古代惠州府城之内的一座小山。古代惠州府城内格局为“三山两岭”，即梌山、方山、关山、象岭、银冈岭。象岭原在府城秀水湖边，水草丰茂。古代惠州多大象，苏东坡的同乡、北宋贬寓惠州的唐庚曾亲眼看到大象闯入惠州城，并写下撼人心魄的《猎象记》。传说南汉时象岭一带曾驻扎了一支象军，练兵之余，士卒常牧象于此，给百姓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人们称其为“象岭”。时至今日，象岭一带已经成为惠州西湖畔最繁华的步行街，但是依然有一条小巷被称为“象岭巷”。

　　象岭靠近惠州府衙梌山，过去主官常栖居盘桓于此，此处往东便是白鹤峰，两地之间，隔着一道西枝江，彼此守望相助。在诗中，伊秉绶用他所居处的地名代指自己，“象岭”二字恰好为仄声，放在诗中，不仅章法遒严，而且谦逊有节。伊秉绶在惠州时，经常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吟咏唱和于白鹤峰，他也曾亲自画《惠州白鹤峰图》，在图的题跋中写道：“三年与公对衡宇；倘识隔世方南圭。”

　　题跋中所写的方南圭，就是方子容。方子容，字南圭，福建莆田人，和伊秉绶一样，出身于文化世家。其父方峻，宋代著名的藏书家，创立的白杜万卷楼，藏书在五万卷以上，是宋代全国最大的藏书楼。父子二人，对提振八闽文风，起到极大的作用。苏东坡寓惠期间，方子容治惠州，与苏东坡极为友善，二人唱和不绝。当时苏东坡“筑白鹤新居，子容割俸以助其役”，可以说苏东坡白鹤峰故居的营建，方子容居功甚伟，他也是苏东坡在惠州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即便是后来苏东坡远贬儋州，方子容依然“书问无虚日”，时常为苏东坡的遭遇而发愁。正是这些老友的关切，才使得晚年的苏东坡获得了心灵和物质上的慰藉，甚至找到了家的归属感。基于这种频繁的交往，晚年方子容家藏苏东坡书法信笺四百余封，名震天下，成为八闽共同的文化瑰宝，一直到南宋末年，这些珍藏才流落民间。

　　在伊秉绶眼中，三年相对而居，他已是苏东坡的隔代知音。在他的治下，惠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政务之余，他再次扛起老乡方子容的大旗，主持修缮东坡遗迹，尤其是东坡祠。最终东坡也不负他，虽然没有像方子容那样得苏轼“手迹四百余纸”，但在修缮过程中，于墨沼中意外获得东坡古砚。这件事当时影响极大，诗朋文豪，争相唱和。

　　当时宋湘作《德有邻堂砚歌为墨卿太守作》，认为这块砚“其为苏砚无疑”。著名的古物鉴赏家翁方纲，鉴赏之后认为这确实是东坡遗物，并在砚盒上题铭：“东坡先生德有邻堂之研，先生书名在焉。惠州守伊公得之，盖去先生寓此七百有五年。辛酉四月翁方纲铭。”伊秉绶欣喜不已，改斋号“赐砚斋”以志纪念。这方古砚在伊家传承有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伊氏后人才将其捐给国家。而今，这块砚台已经成为国家二级文物，讲述着伊秉绶与苏东坡的隔代知音之情。

　　伊秉绶不仅修复了东坡祠，而且在东坡祭日和重大节气，都会邀请文人名士莅临于此，举行诗酒文会。他曾在诗作《十二月十九日苏斋拜苏东坡真像三首》中写道：“招来三秀才，各各携酒脯。打门拜公像，我仍为之主。往事戒弗言，欢呼动衡宇。而我更轻狂，醉持蔗竿舞。”这些文人才子，各自带着酒菜，在伊秉绶的引领主持下，饮酒赋诗，欢声达旦，他自己更是手持甘蔗，醉里起舞，文字之间，满满的画面感。伊秉绶一直认为，他能得东坡古砚，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因此他也自觉此后文采书法，灵气更多。

　　为了提振文气，伊秉绶应当时“惠州十属”士人之请，在苏东坡曾经流连忘返的惠州西湖复建丰湖书院，但是需花费白银五千余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为此，他想到了惠州本土士人陈鸿猷。陈鸿猷是惠东稔山人，靠着耕海煮盐，其家族家业丰饶。他本人是举人，善书法，曾率乡人抗御海盗，出资在县内海港隘口筑靖安炮台，是个有学问的实干家。二人一拍即合，最终在陈鸿猷的全权操办下，书院建成。澄观楼、乐群堂、夕照亭、浴风阁等都成为西湖地标。数百年来，他的《丰湖书院记》与伊秉绶“敦重”碑在丰湖书院携手并立，昭兹后人。

　　书院建成之后，伊秉绶奖掖后进，延聘了岭南才子宋湘为山长。对此宋湘十分感动，尽心尽力，与伊秉绶、陈鸿猷等一道，为惠州的教育振兴不懈努力。他们高山流水的人生际遇成为惠州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可以说在伊秉绶的主导下，丰湖书院开创了官民共建、兼容并包的良好传统。这种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丰湖书院，晚清时“铁笔御史”邓承修致仕还乡，主讲丰湖书院。康有为极为仰慕他的为人，他也曾力邀康有为来惠州，驻讲丰湖书院。康有为欣然应允，但是邓承修中途离世，最终计划搁浅。

　　伊秉绶本人精研碑学，人品端方厚重。政务之余，他时常到书院讲学授课，在书院内的照壁留下墨宝，题写隶书“敦重”二字，并款识“人需厚重也，重则威仪整，学问固”。在他看来，读书的士人是社会的担当，“敦重”的人格能使读书人学问深固的同时，将来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才会威仪整肃，并最终成为中流砥柱，独当一面，为国为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伊秉绶的训词，可谓寄意深远。如今“敦重”也成为惠州学院校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官民共建、兼容并包的良好办学范式和“敦重”训词，伊秉绶在丰湖书院留下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他强调“学者，学圣人也，学为人也。将与守白鹿洞之遗规，孜孜矻矻，勉乎言与动”。作为学人，大家的最高理想是学为圣人，要有高标准的品行和学术要求。这既体现了他对陆王心学的继承，也体现了他对学子的期许。即便是不能学成圣人，也应该以圣人的举止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学做好人。同时，他强调丰湖书院的治学思想是来自白鹿洞书院，主张学生朝乾夕惕，言行一致。数百年过去，而今看来，这些教育思想依然熠熠生辉。

　　翻开《清史稿》，在伊秉绶的传记中，惠州的经历占去其一生大半的篇幅。里面讲得最多的，都是他征剿“十属”境内悍匪巨猾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得出他“问民疾苦，裁汰陋规，行法不避豪右”的秉性，以及有勇有谋、刚强善断的处事风格。当他被以“失察教匪”论罪的时候，“士民数千人诉秉绶冤”，最终他沉冤昭雪，官复原职。这里面对他崇文重教、复兴书院的事情，只字未提，足可见在时人看来，伊秉绶的实干之能更胜于艺文之才。

　　诚如宋湘对他的赞颂：“万间广厦庇来新，问秀才老屋深灯，他日几逢贤太守；千顷平湖游者众，看后起诛情沂思，有人重起古循州。”沧海桑田，面对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衮衮诸公，无论是徜徉于惠州西湖还是惠州学院，大家总会想起苏东坡、方子容、伊秉绶、宋湘等人，品读金石之间的点滴墨迹，依然会产生文章隔代有知音的感慨。其实真正打动我们的，不仅是他们高拔飘逸、风雅超迈的章句才情，更是他们身上光前裕后、点亮他人的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