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东江（十八）

　　□牟国志

　　

　　（接上期）何云彰辞世后，东江商行遂由瑞伍、程九、三元兄弟仨接手经营。

　　三兄弟中，何瑞伍算继承了乃父的衣钵，精打细算，善于经营。而两个弟弟却不那么一心一意去经商，尤其老三何三元玩性大，常常纵情于声色犬马。何瑞伍与弟弟们长谈过几次，总还是意见相左。何瑞伍思忖，弟弟们大了，由不得他管得多了，有道是树大分丫，鸟大分窝，还是各奔前程为好。于是，在何氏家族老辈人的主持下，瑞伍兄弟三人分家了，嗣后又各置产业。其中瑞伍在上塘街伯公巷口建大屋一座，面积近千平方米，花白银约三万两，即今上塘街41号老屋；程九在下塘街建大屋一座，面积约六百平方米，花白银约二万两，即今下塘街41号老屋。至于三弟三元，因当时无钱建新屋，仍住在上塘街苏屋巷口老祖屋。后来苏屋巷口老祖屋卖掉后，老三才在苏屋巷内择地再建一座新屋，面积比两个哥哥小得多，约三百平方米，耗银大约不到万两。

　　第九章

　　乱世惠城陷义士

　　恶友贪色施毒计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惠州翟火姑起义前后，各省义军大兴。地方大吏在抓到他们后，往往视其为土匪而就地正法，然后奏报朝廷。嗣后疆吏亦乐其便利，相沿不改，后来清朝皇帝干脆以诏旨的形式，授权全国各级地方官，对抓获的土匪和倡乱者即行“就地正法”，无须上报。此法的推行，流弊甚多，往往出现滥杀无辜的现象。为此，一些开明吏官屡屡奏请朝廷，建议恢复旧制。但这些奏请往往为强吏所阻，下情不得上达。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布了《办盗例章》，该现象才有所纠正：“除现有省份，及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啸众草泽，抗拒官兵，形同叛逆者，暂准就地正法；其余寻常盗案，一律归复旧制办理，不得仍援《就地正法章程》。”但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李鸿章以首辅督粤，奏称“粤东盗匪猖獗，各属正办清乡，请仍暂行就地正法”，得到批准。于是官兵又在粤东大开杀戒，惠州首当其冲。

　　当时广东省当局以东江一带多盗，命惠州知府陈兆棠兼任清乡督办。陈兆棠即调巡防营兵两营分驻各县各乡，名为肃清土匪，实则残杀党人。仅仅一年时间，被陈兆棠罗织罪名而枉杀者有四千人之多，而被杀者中善良农民和革命分子十居其九。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惠城各地，对清朝政府统治不满的人即使没有任何行动，只要有言论被密探侦知了，也会被当作土匪格杀勿论。而对于一些知名度高，在社会上又有一定影响的反清人士，将其诬为土匪自然荒唐不能服众，则采取暗杀的手段密裁之。

　　何浩天对清廷那是不共戴天的，他虽然未参加会党不会真刀真枪地与清军干，但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抗争，那就是在他的学生弟子中、在亲朋好友中抨击清王朝的暴政，宣传反清复汉的思想。浩天博学而善言，他经常从历史中、从逸闻故事中找出一些事例，历数朝廷腐败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痛斥贪官污吏荼毒百姓的丑恶行径。

　　一次，浩天给学子们讲诗，讲到黄宗羲的《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一诗，他语调沉重地吟诵：“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未招魂鸟降筵。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浩天吟完之后，还未及讲话，犹自泪如泉涌，无法再往下讲，使学子们也悲从心来。

　　还有一次，何浩天在讲到女诗人时，特别举出女杰秋瑾，诵读了她的《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一词：“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在何浩天任教的学馆里，还有一位塾师，姓王，名湛之。王湛之是落第秀才，出仕无望，终日牢骚满腹，诋毁朝政，被人认为也是对朝廷不满之人。这王秀才虽然腹中也有些诗书，长衫羽扇，一副书生模样，但他心地阴暗，嫉贤妒能。平日里，王湛之与何浩天称兄道弟，吟诗作赋，推杯换盏，暗地里嫉妒浩天的才华威望，眼睛里都要滴出血来！他还觊觎何浩天多才貌美的夫人宋灵燕，常生出一些非分之想。

　　王湛之自然知道何浩天的家世，也知道他是一位反清志士。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动起了向官府密告何浩天的歪心眼。平日里，他偷偷地将何浩天的一些言行看在眼里，记录下来。

　　一天，何浩天与几位同道挚友在一起喝茶聊天，无意中说起了清朝文字狱中著名的“明史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