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平安帖》

　　■郑荣明（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执行主席）

　　唐太宗李世民钟爱王羲亡，亲撰《王羲之传论》，将王羲之捧上“书圣”宝座，于李世民来说，无可厚非。但后人不断演绎强化，生生将王羲之神化为中国书法中不可逾越的“第一人”，这实在是对中国书法创新发展历史的最大讽刺！

　　试想想，以此而言，羲之尔后，魏晋以来，中国书法岂不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是事实吗？这有可能吗？如果这样说，那颜真卿、李邕、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徐渭、王铎、傅山、康有为、于右任等等书法史上的重要坐标，我们将如何摆放？王羲之以至王献之难道就比这些后人高吗？“圣人”王羲之的才、德、艺、境，就能达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最高处”吗？非也！

　　上列这些书家，无论传承还是创新，都分别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各种高度，他们同样是所属各个时代的高峰，同样是可与“二王”并举的书法巨匠。高峰竞立，百舸争流，正是有了他们更加给力的“加持”，中国书法史才丰富多姿、异彩纷呈，中华文化也因此而博大精深！王羲之、王献之是魏晋时代的高峰，王羲之甚至可称为魏晋之最、第一人，但绝不应树为整个中国书法史的第一人、最高峰；王羲之可以是李世民乃至其附庸、附会、沿袭之人心目中的“书圣”，但绝对不应成为严肃的书史叙述中的“书圣”，更不应该再在当代书法艺术语境中再度神化！

　　如果你还在固执于“师法二王”的说道，完全无解于魏晋书法与“成熟规范”的这种历史机缘，仍然要喋喋不休地叨念“他们都出自二王”“二王是他们取法的源头”，那我们也只能为你的执念致以默哀了——我们的书法队伍中，有这种执念的人太多了，所以，“书圣”“天下第一”的神话，总是无时无刻地罩在书坛的天空，影响着人们对于书法、书法史的正常认知。

　　从整个书法史系统去审视、分析，我们可以看看王羲之的“内核”，王羲之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审美和笔法的封闭系统。中和之美、“尽善尽美”，在审美上趋向于“雅”“精致”的构建，需要人格情趣、学识修养达到“士人”的高度，需要氛围、环境甚至交游情态等“外物”的良好契合，才能理想地实现，这对于绝大多数书写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能稍稍及之，也可能是“东施效颦”，并极易生成“流美”之大弊——这就是一种审美上的封闭；王羲之的“内恹”笔法，一方面将笔势往内收折、中宫内敛，一方面特别强调笔尖使用的精细和字形的精准，书写时很容易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性情抒发也就容易受到束缚，这就生成了书写状态的一种“封闭”——这样的封闭。

　　王献之当年就已经“受不了”，提出“大人宜改体”的建议，他正因为想“改”且敢改、有能力去改，而后创新出“外拓”笔法，故而终与其父并列为“二王”，甚至，在王羲之未被李世民捧为“书圣”之前，人们对王献之的品评，还要高于王羲之。他的“外拓”笔法，正是打破了其父的那种“封闭性”，在笔法创新和风格开拓上，别开生面，至唐颜真卿发扬光大，形成传承大系，在文人书法系统中生发出“宽博舒展”的另一脉胳，在书法发展史上意义十分巨大！但在审美上，王献之与王羲之一脉相承，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一起，书写着一种“魏晋风流”，所以，我们仍然需将“二王”并列，称之为“二王书风”。

　　过往千年，我们要辨证、客观、“实事求是”地解读“二王书风”，重新审视“书圣”“最高峰”“第一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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