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牛仔裤紧绷拘束,穿起来并不舒适,且据说对身体有害无益。很多女性崇洋,学牛仔,且翻新花样:把簇新完好的牛仔裤剪破几个洞,自豪地加入新潮丐帮。双腿趋新,身体其他部位不能守旧;于是拖地裙一穿,阔边帽一戴,让人巴黎起来、纽约起来。室内奥热而拥挤,西化的小姐们却只管时不时髦。从断臂的维纳斯到罗裙因风而扬起的玛丽莲·梦露,西方定义了丰乳为美,一些东方女性于是人工丰乳。7月有报道,一个爱美的少妇,在隆胸的手术台上“香消玉殒”了。这是俗语说的“只要靓,不要命”。时装和美容的这些西化,我谓之过度西化。学术文化界一样有过度西化。近代西方的科技突飞猛进,科学理论艰深,技术工程复杂,不像人文学科的希腊史诗、罗马诗论、莎翁戏剧,虽经历百载千年,都易读好懂(当然诠释研究的专家仍然代有其人),人文界的自卑感来了,跟着是自大感。我们人文这一行也不容易啊,于是艰难复杂的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都赶时髦纷纷登场。西方的艰难复杂之风劲吹,东方人望风归顺。“德里达文风古怪,从来不用古典学院的简明清晰的语言写作”,因此解读维艰,但神州的学者对他崇而敬之。一位博士生导师公开诉苦说:“我搞散文研究搞了数十年,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理论来研究。我请研究生告诉我,该看哪些西方理论;而这些理论,我都看不懂。研究生写的论文,我也看不懂。”
如此等等,是过度西化,是恶性西化。8月下旬澳门大学举办汉学国际研讨会,主题之一是中国新文化百年史的讨论。我准备对过度西化现象加以针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