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园

　　读书的时候，我曾去广播电台兼职，无论如何表现都会受到门卫的刁难。每次填写登记表非常憋屈，我必须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发现有个女生从来不填写登记表，每次都是点点头就进去了。我向她请教，她开心而坦然地倾囊相授：“要跟他打招呼啊！比如说看见他在吃包子，我会说‘老师傅好香’，他会很开心的！”但事实上她很少打招呼。而我努力打招呼的结果被证明仍旧是徒劳的。后来，我去税务局办事，惊讶地发现门卫从众多陌生人中点出我，让我填写登记表。

　　当然，看官会联想到，笔者的长相可能有些穷凶极恶。我也曾长久地凝视镜中的自己，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镜中的我，先不谈俊或丑，但可以说并不凶恶。说有些和善也不为过。

　　但是，一个人的自我是由他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有一次我坐长途客车离开武汉，大巴在傅家坡附近被截停了，车的前后左右都站着人。来人以犀利目光快速扫视全车乘客，其中一个直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我有意缓慢地照做了。他一只手拿着身份证，对照我的脸，看了三次，还给了我。整个行动的重点在于，他们只看了我一个人的身份证。在继续开动的大巴中，我明白了：一个与我长相类似的人，恐怕是犯下了重罪。我在大脑中微弱地形成一个观点：无论一个人做出了怎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跟他的长相没有关系。大巴启动了，不知为什么，我不敢在全车乘客的目光中侧过头在玻璃窗中观察自己。

　　我在昆明工作过两年。记得下飞机不久，我就去买手机卡。小店里的姑娘微笑着拒绝了我的100元。姑娘年纪不大，但有一双已经看穿一切的眼睛。我转身就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从阴暗处站出来叫住了我，看样子还愿意多给我一个机会。她用质朴善良的声音说：“小伙子，你说说你的钱是哪里来的？”我的钱是刚刚从柜员机来的，但我不想说这个。我知道，中年妇女更想通过我的言谈举止来判断钱的来历是否正当。我非常清楚，我的言谈举止不可能通过她的那双浑浊的慧眼。

　　离开昆明之前，朋友老张告诉我，领导老胡对他说，原来老曾说的话都是真的啊。老张说，他一直说真话啊。老胡说，他们单位的人没什么人相信他的话。我非常感谢他。但我也明白，别人不相信我，可能在我开口之前就木已成舟了。但其实我也在反向审视他们。不相信我的人看我的时候，在眼神、表情上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犹疑、彷徨。我能很容易辨认出来。

　　这种精心培养的能力结果在广州被证明无效。我逐渐发现，广州人都相信我！经常有人谈到广州的包容，其实就是对可疑长相（姑且这么说吧）不作有罪推定。这一刻我释然了，并非我的长相有什么问题，而是某些蔓延泛滥的疑心病选中了我。

　　后来，我的长相有了另外的特点：我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倾听者。在元宵节的天坛公园，一个北京中年妇女推心置腹地向我抱怨这些天公园管理措施的不到位。在护国寺小吃，一个“老炮儿”低声评论前面的“臭外地”，我一声不吭，汗都下来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可信了。每次乘机，工作人员大多会建议我选择应急出口座位。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他们一般会把这排位置安排给那些身强力壮的人，老弱病残孕幼、醉酒、行动不便等特殊旅客不会被安排在这个位置。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们会进行目视评估和口头评估，看乘客是否“兼具体力和灵活性，视力听力、口头传达能力如何”。我的感觉是，他们严格挑选的是有理性及可信之人。

　　我很欣慰自己的长相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不抱怨，我本人对此完全没有作任何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