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

　　我是在大学念书时学会吸烟的。

　　1987年9月14日凌晨，我搭乘的南宁至上海的直快列车，经过整整48个小时，终于抵校报到。

　　几天后，我被室友撺掇着，穿过中山北路大门，去对面杂货店买烟。

　　进得店来，我有点紧张，哆嗦地说：“同志，买一包红双喜……”一着急，说错了，“不，红高乐……”

　　那时“红双喜”是奢侈品，有南洋双喜，有广州红双喜，还有上海红双喜。最高端的是红中华，而红高乐是入门级，另有带薄荷味的绿双喜。

　　一名中年店员穿着蓝大褂，从杂货店深处来到跟前，隔着柜台，居高临下盻着：“小阿弟，辣叻上海，要叫师傅。晓得哇？”

　　同寝室王同学是上海人，他用上海话说：“师傅，一包高乐。”

　　我几乎同时说：“师傅，买一包红双喜。”

　　“到底高乐，哈是红双喜？”该师傅皱眉说，“侬自家先搞搞清爽。”

　　外地青年被瞧扁了，不由得一种气概腾然而起，“红双喜，一包！”

　　就这样，我花巨款买了一包“红双喜”。因价格太昂贵，掏钱时手都在发抖。

　　一回到寝室，烟就被室友瓜分了。

　　那时的第一学生宿舍里，每一个寝室几乎都是烟雾缭绕的。另外，一些我们仰慕的青年教师也爱吸烟。比如宋琳、格非等，他们那时已发表作品，小有名气，在我们这些人眼中，更是如同天上龙凤。他们那时也没有成家，自由自在。来我们宿舍，主要是凑对打“四国大战”。玩陆战棋还需要一个裁判，主要由我担任。战斗期间，不仅手快，还要口硬。虚虚实实，云雾缭绕。如此一来，烟瘾就加深了。

　　1995年春，我正在读研究生，和格非去龙华参加一个葬礼。那位老前辈因吸烟太厉害，得了肺癌。之后，我们相约一起戒烟。

　　戒烟头几天最难受，前两个星期极难受。秘诀是吃糖，一犯瘾就吃一颗糖。一个月后，就控制住了。但体重，则噌噌噌往上涨。

　　一个月后见到格非，问他戒烟怎样了？

　　格非惊讶道：“小廖，你还真戒烟了？”

　　说完，他叼起一根烟，美美地吸了起来，顺手给我来了一支，“红中华，不尝一根？”

　　那之前，我从未吸过红中华，这种传说事物，实在太昂贵了。看着他手上的“红中华”，我内心崩溃了。

　　吸烟很多时候是一种社交行为，递烟，接烟，点火，都是一种仪式。到了一定级别，要玩打火机，还要玩烟斗。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看见隔壁老金，一天到晚叼着烟斗。他还有一只zip打火机，隔一个星期就要添加火油。火油装在铁皮罐里，显得十分高级。添加过程，就很有仪式感。

　　吸烟不仅朋友间相互影响，还具有重要的社交属性。你要戒掉，就相当于背叛，真是太难了。

　　2020年1月20日，我搭乘从上海飞往多伦多的加航飞机，刚落地皮尔森机场不久，就听到了加航停航的消息。这就进入了“疫情纪元”，一家三口挤在多伦多一间狭小公寓里，听到各种消息，越来越严重。到三月份，本来热闹的多伦多lockdown了，孩子们也不去上学了。加航恢复遥遥无期，看不到任何未来，只能困着，待着。

　　公寓里不能吸烟，吸烟跟做贼似的，要在外面流浪。好在我没有什么烟瘾，又不舍得花大价钱买烟，终致兴趣全无。

　　到现在，一根烟都没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