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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

刘斯奋:过早成名并非好事

来源:羊城晚报     2019年05月12日        版次:A06    作者:

    刘斯奋

    独艳(纸本设色) 刘斯奋

  □资良

  从山水、人物到“意境花鸟”

  资良:您的山水画、人物画以及书法已经形成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您的花鸟画作品却不多,为什么?

  刘斯奋:一直以来我都很少尝试花鸟画,就花鸟画来说,超越古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物画和山水画虽然源远流长,但还是有可以超越的地方。比如人物画,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古人对人体的了解并没有现代人透彻,在人体比例、结构等方面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西方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传入中国后,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画家对人体的把握能力,所以当今画家可以在这个基点上超越前人。至于山水,古人受制于交通工具不发达,视野是有限的,只能走到哪画到哪,因而发展出“散点透视”。现代交通空前发达,画家能够多角度、大角度地观察山水,视野远比古人开阔,就这点来说,也有与古人拉开距离的可能。唯独花鸟画,我们看到多少,古人也能看到多少,甚至古人比我们看到的还多。古人对花鸟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了,工笔、写意各种形式都已经系统地表现过,现代人要超越古人很难。我不是不能画,只是我还没找到某个点来激发我的创作冲动,所以长期以来我都很少画花鸟。

  我画山水和人物画已经差不多20年了,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画来画去也难有新的面貌产生,在这两方面的创作冲动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作为艺术家来讲,需要保持对艺术的冲动,因为我不是以卖画为生,所以我更忠于自己内心的创作冲动。经过认真的思考与总结,我把目光转移到花鸟画上,开始探索花鸟画的创作,这段时间连续画了十多幅,似乎找到一点突破口。传统花鸟画更多地倾向于技法的发挥与完善,特别讲究笔墨功夫,但欠缺对情怀的抒发,对意境的营造,像八大山人那样有着强烈个人情感表达的作品并不多见。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方面下些工夫,作为个人努力的方向,通过“意境花鸟”来实现某种突破。艺术家一定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如果比拼笔墨和技巧,我肯定还需磨炼。我的长处在于文化、诗词方面的素养,这些素养可以归结为一种审美观,能发现有别于他人的美与意境。比如我画的《花荫》:一只小鸟站在花丛底下,眼睛注视着小溪中的水的流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比如我画的《风枝欲动鸟先知》:一只小鸟站在枝头,感知到风的到来,一颗粗壮枯树在枝干旁长出新枝来,预示着新旧交替,形成一种再生的意境来。花鸟画向这方面开拓,会产生一种别样的趣味。

  艺术家只能各安其命

  资良:有人说,要是齐白石活在当代,他的作品肯定进不了全国美展。现在的入选条件似乎更注重创新和劳动难度,展览作品越来越倾向工笔画,而所谓创新离“搞怪”越来越近,离中国画的民族特色越来越远。而一些工匠制作型的作品就算完全没有基础,只要学习一年就能入选全国美展。一些年轻的作者以复制照片的方式创作作品,这样的作品似乎更容易入选,而写意类的作品即便笔墨再高也与入选无缘。对于这种情况倾向,您怎么看?

  刘斯奋:全国美展出现的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第一,从历史上来说,中国的农业文明曾经发展到很高层次,远远走在世界前列,它的博大、精微真如一片汪洋大海。但近百年由于没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果落后于西方各国,也陷入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中国文化不仅被别国人认为是落后的,连中国人也看不起自己的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糟粕,所以艺术家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欧洲,向他们学习所谓先进的艺术。徐悲鸿完整地把西方的素描及写实的要求带到中国,成为艺术院校的教育方向,从而改变了中国画的原有面貌,中国画家的写实能力也因此空前提高。但这有利有弊,弊端就是改变中国画原来的走向。写实不是中国画的长处,匠气和江湖气更是中国传统历来坚决反对的。中国画讲究的是线条,是笔墨,是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发展到最高层面,就是大写意和文人画。西方绘画本来就归类为工匠艺术,日本更是典型的工匠之国。他们的艺术自然也有其长处,其价值也不能一笔抹杀,但与已经发展到很高境界的中国传统绘画显然不是一条路子。但是一百多年来,却被奉为效法的榜样,至今未能改变。结果,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就不奇怪了。相信随着文化自信心的回归,这个问题会引起更多人的反思,情况也会慢慢改变。

  资良:一些画家时常会因为自己创作的作品不被人理解而感到孤独、寂寞,而一些画家通过创作大众喜爱的作品而过得很滋润。对这两种情况您怎么看?

  刘斯奋:就文化艺术来说一直存在“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这两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通俗与高雅,“下里巴人”比较通俗易懂,能够满足广大社会群众的精神及审美的需要,它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就广度而言,“下里巴人”肯定超过“阳春白雪”,但阳春白雪代表某种高度,能够有超越前人的不一样的表现形式。艺术既要有广度,也要有高度,有些人代表广度,有些人代表高度,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从艺术史来说,历史承认的肯定是高度而不是广度。但走“高度路线”的人肯定是寂寞的,孤独的,八大山人的作品在当时并不被人认可,黄宾虹当年送画给别人,别人都不要。我的国画也一样,未必很多人都喜欢,我的《白门柳》也没有成为畅销书,因为它不是通俗小说,但它会有独立的价值存在。所以艺术家只能各安其命,走自己的路,按照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做不同的选择。 

  给年轻人三点建议

  资良:有人认为广东土壤出不了文人画大家,读书氛围不够浓厚是很大问题,而浓重的商业气息,诱惑和欲望太多又会使人迷失,文人画的本质是文人精神的孤高,它脱离群众、不合潮流。他觉得这个时代不要提倡文人画,可以讲写意画,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刘斯奋:文人画实际上并不神秘,本质上来说,历史上文人画是完全摆脱物质生活等功利性因素的干扰,因为他们不靠市场卖画谋生,所以能够摆脱职业化,能够发挥自身的个性与追求。古代文人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士大夫群体解体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不等于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存在,文人本质上说的是一种文化修养,一种强烈的艺术个性。这两方面条件的人画出来的作品就是文人画。说广东出不了文人画大家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广东有一批具有丰富文化素养的画家,这是不能否认的。

  其实,西方的印象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方的文人画,因为它已经摆脱了写实的形态束缚,画自己主观感受的事物,坚持画自己,随着自己的个性去画,只是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概念而已。

  资良:您曾经这样描述过您的青年时期:“35岁之前一事无成。”回顾过去,能否描述一下您当时的状态?能否给当下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刘斯奋:我从小应该算比较聪明的,小时候就表现出一些才能,按照别人的说法我应该是很早就能成名了,但35岁前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果,只是别人说的“很有才”而已。没有成果也很正常,因为当时是“文革”。当然,很晚成名并没有坏处,35岁前属于积累阶段,给自己的社会经历与人生经历增加厚度,35岁后正值改革开放,碰上一个好时代,有新的机遇,正是有了35岁前的铺垫,才能够在机遇出现时抓住机遇,才会取得一些成果。过早成名并不是好事,这会使人目中无人,产生骄傲与自负的心态,结果反而后劲不济。

  给年轻人的建议我总结了三点:第一,要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的去努力。第二,要有对目标的控制,所谓目标,应该是根据自身的长处来选择来决定的,一旦确定,就要牢牢盯住,锲而不舍。第三,要有道德的控制,对社会公认的价值要心存敬畏,对事业要有献身精神,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