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东湖旅店前身不叫东湖旅店，而是惠州绅士翟雨亭的私人别墅。这座建于1935年的欧陆建筑雄踞于繁华的东平大街之上，在一溜排的骑楼中间醒目而耀眼。高大的门面，宽阔的开间，幽静的花园和别具异域风格的豪华装饰，充分显示出主人的殷实和品位。即使是在今天看来，处在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它，仍然不觉得落伍。 这位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翟雨亭先生，曾有一个庞大的实业报国计划，他在创办建筑公司，参与惠樟公路修建的同时，还梦想建设一大批经典建筑，作为西湖的配套景点,来点缀装扮这座古城。1938年，日本侵略者攻占惠州后，桥东木楼在火海中三日不灭，唯有这座钢筋水泥的建筑，劫后余生地耸立在水东大街上。 惠州城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东江流域繁华的商贸之地。东湖旅店毗江临街, 水陆便利, 实为黄金地带。我们尽可以想象，70多年前的桥东大街是何等盛景：骑楼鳞次栉比，商号依次排列；街市上行人熙攘，店家酒旗飘扬。身着长袍大袖，峨冠博带的商贸大亨，一身短衫的水手挑夫，在小贩的叫卖吆喝声中，步履匆匆；码头上货物成山，人来人往；江上帆樯林立，舟楫相接。一到夜晚，桅灯高照，水上千户人家，岸上万家灯火，涛声、人声交织相映，那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清明上河图……可恨的是，日本侵略者一把大火把这幅“上河图”烧得千疮百孔，也把翟雨亭酝酿已久的建设蓝图烧成灰烬。当他把这座别具一格的欧陆建筑改成东湖旅店之后，他一定没有想到，小小的一家旅馆,会与中国抗战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抢救行动结下不解之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坚持了十八天的香港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当港督杨慕琦向日本侵略者降下白旗时，香港不再是“东方之珠”。 党中央、南方局一直在关注着香港战局和在港的民主人士的安危。一封封加急电报，从延安，重庆不断地打到香港皇后大道五号，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南方工委的缜密部署下，一场抢救文化人的大行动，旋即在粤港澳地区全面展开。 四条转移路线，两条跨海，两条水陆并举。由于日军控制了海域和渡船，八路军办事处与广东地方党组织选来选去,都只有选择东江经过惠州这条线路最为稳妥。虽然这条线路最长，关卡最多，日、伪、顽、匪最集中，但经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实地考察，这条线路的有利条件也不少：一有健全的地下党组织，二有东江游击队的坚强武装，三有良好的统战工作基础。最危险也最安全，虎口拔牙，将计就计，租下东湖旅店这个要塞之地作为秘密中转站。 于是，地下党员卢伟如作为香港昌业公司老板的身份，住进了东湖旅店；廖安祥带着廖承志的密令来惠州开办“源吉行”，秘密协助卢伟如开展工作。从1942年1月初开始，第一批文化人茅盾夫妇、胡绳夫妇、戈宝权等20余人在1942年的除夕夜，来到东湖旅店，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邹韬奋是最后一位来到惠州的贵客，国民党在通缉令中申明：“可就地惩处”。惠州地方党组织、东江游击队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为他改名李尚清，由陈永及卢伟如的妻子陪伴他“早出晚归”， 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搜捕和追杀。 短短的几个月，200余位文化名人从宝安白石龙来到惠州，在东湖旅店秘密中转，再沿江北上，陆续转至大后方。一段艰难而惊险的经历，让一大批文化名人写下了诸多的回忆录。 东湖旅店历经了七十多年的风雨岁月，没有苍老，历久弥新。尽管水东街今日的风物楼宇，已与当年殊异，但流淌的江水仍然有一条写满记忆的河床，泛起的浪花正是永不沉寂、脉脉跳动的红色基因，这曲生命的礼赞早已融进了共和国七十华诞的雄浑旋律之中。 本版制图/范英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