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澳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中,术业精深,造诣高深者有之,著作等身、学富五车者有之,但能够被称为“鸿儒”者,却不是很多,我印象中,张恩和先生、张毓茂先生,还有李福田先生应该属于这样的学者。我所理解的鸿儒与博学鸿儒们理解的可能并不一样,我认为鸿儒的主要标志就是会谈笑,要不怎么说“谈笑有鸿儒”呢?而且谈笑中显得博学有趣,所谓的“博学鸿儒”列入科举开科项目,一定有它的道理。 毫无疑问,称得上“鸿儒”的学者,除了学问好,就是非常性情,每到一地,都谈笑风生,每一张口,必妙语连珠,有学问又有趣。特别是休闲时刻,聚到一起,常常海阔天空地狂聊,古今中外地神侃,聊得昏天黑地,侃得有天没日。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好像是郭沫若100周年诞辰的1992年那次,在北京东郊的新万寿宾馆,一天会下来,晚上进入神侃状态,自然形成的主持人似乎一般都是张恩和老师,这次比的居然是谁最能坚持到最后,同时还要求参与者积极介入话题,不能光听不说。据说这场神侃大会表现最佳的就是张恩和先生、张毓茂先生和李福田先生,另外还有一个唯一得到他们认可的小字辈,就是高远东。他们戏称:如果说有一个“嘴力劳动者协会”,那么非此莫属,张恩和老师便是会长。 我喜欢聚众打牌,一般不会加入这样的狂聊神侃,但有时候也会稍微陪张恩和先生、孙玉石先生聊一会儿。记得那次他们聊了很多他们大学时代的往事。孙玉石和张毓茂同班同学,又都是从辽宁来的老乡,两人一直关系很好,常常形影不离。一次到校外活动,回校很晚,孙老师戴着校徽,也带了学生证,张老师却什么都没带,两人到了传达室才发现这个问题。孙老师本分老实,就说你拿着我的学生证过传达室吧,我反正有校徽,但张老师多个心眼:学生证上有照片,万一查验,岂不说我冒用?你应该将校徽给我戴上,你拿着学生证过门岗。孙老师觉得有理,就取下校徽,看着张老师戴上,而这一切就是在传达室外的灯光底下进行的,看门师傅一直看着他们,并且还跟他们打招呼。张恩和老师插科打诨,评点说:一场弄虚作假居然做得如此堂而皇之,这堪称是北大经典! 印象中的张恩和老师是这一班谈笑鸿儒中的组织者,同时又是非常称职的点评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孙玉石老师、张毓茂老师调侃的对象。特别是张毓茂老师,说任何故事都要拿张恩和老师调侃,他的口头禅是:“哪像咱们恩和……”恩和老师总是笑着,应承着,一面在转动脑筋寻机反击,那反击常常是机智而锋利的,所谓机锋一词,应该是对张恩和先生谈笑技巧的一种概括。 张恩和先生长期研究鲁迅,无论是神聊还是讲演,都经常有鲁迅式的机锋。前些年我请他到澳门来开会,顺便做学术演讲,在演讲的提问阶段,有学生提出澳门为什么不能出现鲁迅式的文学家这样的问题,张恩和先生笑笑,说这个问题应该问朱老师,他对澳门文学的情况比我熟悉,应该是他说了算。不过既然问我,我不能撂挑子,得说。台湾是有鲁迅式的文学家,以批判特别是批判国民性见长的,如赖和、柏杨、陈映真等;香港澳门真没听说有鲁迅式的文学家。如果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可以寄希望于未来。实在没有也不要紧,因为鲁迅也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他都速朽了,再有一长串鲁迅式的文学家出现,岂不会让他很扫兴?他对香港澳门文学并不十分了解,却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非常精彩地化解了问答环节可能出现的尴尬,而且幽默风趣又很有深度、力度,这样的回答自然赢得了满堂彩的效果,我深深佩服张恩和老师机敏的反应和话中的机锋。 张恩和老师“嘴力劳动”能力超强,手中功夫也非常了得。这不仅仅指他做学问,写文章,他还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书法家。他在北师大的宿舍离书法大师启功先生住处不远,与启功先生又有数十年的过从交往,书法风格也明显受启功先生的影响。他的启功体行草在圈内已经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佳品,特别是他写的鲁迅《赠画师》一幅,已经达到形神俱佳的境地:洒脱、飘逸、灵气、优美。他的这种传神的手中功夫说明,他并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耍嘴头”的“嘴力劳动者”,而是一个博学而多艺,有才又有趣的真学者。 张老师亲口允诺,并向他的学生王强兄提起,要给我写一幅字。我也说到北京一定记得去他府上催讨这个“文债”。总以为来日方长,机会甚多,因而并未抓紧登门求字。奈何天不假年,张老师匆匆别去,遽归道山,于个人固然为未得佳品而遗憾,更为学界又少了一位可称为“鸿儒”的学者而悲叹:谈笑者常有,像张恩和先生这一辈“鸿儒”式的谈笑者则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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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别去说鸿儒
来源:羊城晚报
2020年05月13日
版次:A11
栏目:花地
作者:朱寿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