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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高 很长时间以来，现代性都是一个很时髦的词语，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准则，然而，现代性很难说是一个恰当的文学标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反思现代性，但大多数的反思仍然是沿用现代性的思维来“修复”它本身，没有出现可以更新的理论思想。在这个背景下，贺仲明教授的新著《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以下简称《本土经验》）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该书阐明了文学本土化的内涵，梳理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并且揭示了民族精神的内在核心以及文学本土化的呈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可以与现代性对话的文学本土化理论。 《本土经验》的一大贡献是在现代性主潮中“发现”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新文学是在学习西方文学与背离中国传统中发生的，贺仲明却认为，在现代性的文学主潮底下，存在着本土化的潜流，有许多作家在探求本土化、民族化道路，寻求新文学的独立与自我完备上，做了不少尝试。通过整体考察，作者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概括为“两种方式”与“三个高峰”。其中，“两种方式”是对本土文学资源的重视和借用，对西方文学资源的中国化改造；“三个高峰”分别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大众化”、“民族形式”讨论以及“工农兵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融合的“十七年文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在宏观把握外，作者也对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做了具体的分析。以废名为例，作者认为废名的小说创作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韵味，同时寄寓着包括佛道家精神在内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意蕴。又如孙犁，大多数学者都察觉到孙犁身上的传统文化因素，贺仲明却指出：孙犁确实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不是主流传统文化，而是通过乡村这个“小传统”过滤后的文化。再如周立波，作者也注意到周立波在表现乡村生活、乡村语言以及借鉴古典文学艺术方面展现出文学本土化探索的高度自觉。 《本土经验》的另一贡献是从本土化的角度来针砭中国新文学的种种问题。当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与社会、与大众的日益疏离。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作者将问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作家们在本土化方面的缺失，具体而言，就是缺乏对生活的细致写实与深度表现，或者鄙弃生活书写与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新文学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民族个性。这也是中国新文学走向成熟以及与世界文学对话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难题。作者指出，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显示出了学习西方文学与否定民族传统的姿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真正具备民族个性的审美特征，反而呈现出强烈的异质化特征。此外，《本土经验》还对文学书写中的“爱”、“个人主义”、“中国故事”与“地域性”书写等重要问题进行理性审视，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不过，《本土经验》并没有停留在揭示问题的层面上，而能够分析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方法。例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者不仅指出文学应该书写生活，而且强调要“真正深入生存的本质，揭示生活的内在困境，写出生活中人物的灵魂世界，写出独特历史文化在他们心灵和生活中的投射”。又如“个人主义”，作者虽然注意到了“个人主义”的弊端，但没有因此否定“个人主义”，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对当前中国文学来说，不是简单地摒弃个人主义，而是如何准确地选择和表现个人主义”，他提出的改进方案就是“个人主义”与民族文化、本土生活相融合。 《本土经验》最大的贡献是建构了可以与现代性对话的文学本土化理论。事实上，梳理本土化历史、针砭新文学痼疾都是为理论建构而做的准备。在作者看来，文学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看其关联是否密切，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独特，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现其意义”。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容，即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本土或者本民族的生活；二是来源于本土的精神和思想，也就是深层次地反映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情感与精神；三是融入本土大众的生活和文化世界中，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当然，要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就必须厘清一些重要的关系与问题，在这一方面，《本土经验》展现出很强的思辨性。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建构，应该要“立足于具体的文学实践”，要具备独特的、有所创新的思想，同时，它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引导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这些方面来看，贺仲明对文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无疑是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也是极有意义的——它既有利于“破解新文学的本土化难题”，又弥补了现代性话语的不足，指出了新文学的未来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