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按照宋元丰年间（1078-1085）的法律，凡是依据匿名举报而破的案，写匿名信的人依法应当遭到流放。当时作开封尹的苏颂给神宗赵顼上书，认为“投匿名者可免罪”。赵顼却认为：“此情虽极清，而告讦之风不可长。”苏轼后来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写道：“先帝犹恐长告讦之风，此所谓忠厚之至。”而在熙宁、元丰之间（1068-1085），每立一法，朝廷“皆立重赏以劝告讦者，皆当时小人所为。”（《东坡志林·记告讦事》） 优良的治理秩序是靠出卖朋友和组织获得的吗？告密文化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因此，告密直接危及人的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东德的时候，作为国家安全部门的史塔西（Stasi）有特别响亮著名的口号：我们无所不在（Wir sind überall!）。据说当时东德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斯塔西运作40年，收集了大量人民的告密档案：159公里长的文件、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500袋撕碎的材料。当时的告密，使得东德人处于极度的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之中，使东德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