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广 母亲走了,年逾九旬的父亲悲痛欲绝。近期,只要有人闻讯上门安慰,或手机慰问,父亲都会大哭一场。 我父亲比母亲大11岁,他们属于“拉郎配”式的婚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从部队转业到武汉体育学校工作的父亲,到武汉看望姐夫弟弟一家,认识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少小就失去了我外公,跟随我的大姨生活。大姨成家后,我外婆、我母亲、我舅舅也跟随着住在一起。大姨是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 见我父亲有干部身份,又经过武汉大学的专业培训,大姨心里有了主意。她以帮助母亲补习文化为由,让父亲接近母亲。在父亲的帮助下,年仅17岁的母亲,考进了438厂(即武昌造船厂),当了一名车工。在与母亲的接触中,父亲对她心生爱慕,但考虑两人年龄差距较大,又有些顾虑。大姨得知父亲的心思后,鼓励他放下包袱、勇敢追求。 正值青春年华的母亲,受到新社会的教育,也想学《刘巧儿》里的刘巧儿,自己找婆家。但在强势的大姨面前,她不敢公开反对,况且父亲帮她考进了国有大型企业,对父亲心存感激。对于母亲的处境,车间工友都为她打抱不平,鼓励她抗争,给她介绍对象。母亲向父亲提出分手,父亲拂袖而去。大姨得知后暴跳如雷,训斥母亲自作主张,逼迫母亲与父亲和好。迫于压力,母亲恢复了与父亲的交往。数月后,母亲再次提出分手。大姨与母亲大动干戈,不许母亲回家住。 这时,武汉体育学校南迁广州,合并到广州体育学院,父亲随单位一起调到广州。天不作美,可大姨仍不死心,在她的软硬兼施下,母亲被迫与千里之外的父亲鸿雁传书。在与父亲的书信交往中,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开始钦佩父亲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诗情画意的文字,对父亲的印象也在转变。但父亲却浑然不知,也因母亲曾几次反复,伤了他的心。他在广州见了几个对象,准备确定下来后完婚。 1958年春,我奶奶生病,父亲回湖北老家探望奶奶后,路过武汉见了母亲。得知父亲在广州有了对象,母亲态度大变,表示马上就可以同父亲结婚。在确定母亲不是开玩笑后,父亲尴尬表示,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能不能缓一缓?母亲态度坚决,新社会,婚事新办,不要什么准备。当天他俩去拍了结婚照,第二天办了结婚证,第三天就在母亲的房间里用砖头搭了个双人床,第四天父亲返回广州,母亲则到工厂上班。第二年,母亲请了婚假,去广州探亲。1960年母亲生下了我,隔了三年,生下了大弟。 1971年春,父亲从广州、母亲从武汉调到了九江长江边的6214厂,实现了夫妻团圆。第二年,母亲生下了双胞胎。在养育几个孩子的过程中,父亲深切体会到母亲的不易,时时处处体贴、忍让、包容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年龄、性格和文化上的差异,父母常发生争吵,但胜利往往属于母亲。由于父亲的“高姿态”,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和掌权者。 八九年前,母亲的身体出现异常,先是上下嘴唇不自主地颤抖,继而说话不连贯、结巴,写字成残字;到银行连自己的姓名都签不了。父亲赶紧陪同母亲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帕金森症,除了药物治疗,父亲像教牙牙学语的幼儿那样教母亲练发声、学吐字,教写字。尽管效果不明显,但他仍坚持不懈,期盼奇迹出现。 母亲的病逐渐加重,走路开始不稳,父亲就当她的拐杖,他像呵护刚刚学会走路的幼儿那样呵护着母亲。为了母亲晚上上厕所不被绊倒,每天睡觉前,他都要把从床前到卫生间的道路检查一遍,并在床边放置手电筒。已过八旬的父亲每天几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一旦母亲有点动静,他就会打开手电筒、拉开电灯看情况。如果母亲要上厕所,他就会帮母亲起床,穿好鞋子,搀扶母亲一步步挪到卫生间,有一次晚上,在扶母亲到卫生间的寝室里,父母双双摔倒在地,幸亏同屋的小弟及时发现。 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的帕金森病不仅没有控制住,反而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她已不能讲话、站不稳。鉴于年近九旬的父亲已无力照料母亲,我们兄弟仨决定为母亲请一名专职保姆。虽然来了保姆,但父亲仍不放心,上至给母亲喂饭,下至给母亲洗身和解决便秘,他都主动全程参与。 对于每天的喂饭和喝粥,父亲充分考虑到母亲病前的口味、她身体所需的营养。每次喂饭或喝粥前,他都要事先用嘴尝尝,觉得合适,才让保姆喂。母亲的病情加重,时常在白天或晚上叫喊,闹得满屋人不得安宁。心如刀绞的父亲凑到乱叫的母亲跟前,边摸着母亲的额头边关切地问,你哪里不舒服?渴了还是饿了?然后他会摸到厨房,弄来营养水或流食给母亲喂食。父亲一辈子讲卫生、爱整洁,非常挑食,却爱吃母亲的剩菜剩饭。 母亲这辈子活得值,她遇到了父亲这样始终如一疼她、爱她、惯她、依她的人。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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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来源:羊城晚报
2022年03月01日
版次: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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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