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强制报告制度
杜绝校园性侵案“私了”

　　□熊丙奇

　　据报道，5月27日，最高检发布案例：张某是安徽合肥某小学教师，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10月，他在教室、办公室、家中补习班等场所，多次猥亵班内3名女生。该小学上级管理部门、镇中心学校校长沈某听到此事，与该校副校长钟某，向张某和被害人家长了解情况。学校对张某作出停课处理，并要求张某和家长协商解决，后张某赔偿3名学生各10万元。

　　据通报，2020年11月，经群众举报后案发，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瞒报教师侵害学生案件线索，沈某、钟某两人被免职并给予党内处分。

　　这是对学校、幼儿园“活生生”的案例教育。只有“激活”对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学校、幼儿园负责人的问责制度，才能扭转学校、幼儿园对待这类案件的态度，不再把其当“家丑”掩盖，协调进行“私了”。而应在第一时间报警，纳入法律程序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处理，这样才能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学生的性侵、性骚扰违法犯罪，切实保护未成年学生。

　　未成年学生被学校、幼儿园教职工性侵、性骚扰，被家长或其他人员发现后，反映到学校、幼儿园。学校、幼儿园领导担心事情曝光后会影响到学校的形象、声誉，于是做家长的工作，要求家长考虑孩子的“名声”与未来，不要报案，“私下”处理。一些家长在学校的“劝解”下接受“私了”，但是，却由此纵容了施暴者，不但可能导致施暴者继续有机会作案，还让孩子长期处在受伤害、受侮辱的阴影之下。

　　最新修订并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这是以立法方式明确了学校、幼儿园应当履行的强制报告责任。

　　教职工性侵、性骚扰学生，是不能“私了”的。家长可以要求民事赔偿，但即便施暴者作出了相应赔偿，也不能就此不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另外，发生教职工性侵、性骚扰学生事件，虽然会“有损”学校形象，但这说到底是教职工的个体违法犯罪行为，这类事件在任何学校都可能发生。关键在于，在发生之后，必须“零容忍”严肃处理，假如发生性侵、性骚扰事件，只进行内部处理，甚至淡化、不了了之，那就不只是个体的问题，而成为了学校整体的问题。

　　学校、幼儿园内发生的事件，有不同的性质，应该根据这些事件的性质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处理。如涉及违法犯罪的事件，包括教职工涉嫌违法犯罪，以及学生涉嫌违法犯罪，就必须纳入法律程序，由司法机关处理，学校再根据司法机关的处理对涉事教职工、学生作出行政处理。而涉及教师职业道德、学术不端的事件，则应该由学校教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按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进行调查、处理。即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教育的归教育，不能混为一谈。但从现实看，存在学校、幼儿园将本属于法律的问题，模糊为教育问题处理的情况。

　　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依法治教，建立现代学校（幼儿园）治理结构。学校、幼儿园的办学者、管理者与教职工，要明晰各类校园事务的性质、边界，并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由此建立有序的学校、幼儿园办学、管理秩序，充分保障教职工与学生的合法权利，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