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澳门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吴志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席]

　　三十多年前，有学者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近些年来，澳门学术界围绕“澳门学”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搭建一个“人类文明实验室”

　　澳门文化属岭南文化圈，其地域文化的形成，虽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但当代澳门历史文化形象的建构，还是得益于十六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在这里的相遇、交流、对话、碰撞和共存共荣。但由于澳门地处边隅，长期以来都不十分引人注目，近些年来澳门之所以被发现和注意，与博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不无关系，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政治内涵。正是在独特的历史演变中，澳门逐渐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共处的特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风俗、不同文化共存共进、和睦相处、平等对话，“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共同搭建了一个“人类文明实验室”。

　　回顾澳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澳门学在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对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这个历史性的政治制度变迁及其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制度的适应化以及非殖民化的历史性重大课题进行了全面而广泛的讨论，此一探讨关系到澳门的顺利过渡和特别行政区的成功创建，也是政治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对澳门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其时的法律、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更加清晰了解澳门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方位，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发展规律及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的认识，为创建特区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支援；在探索澳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澳门在中国和世界以及人类文明演进中价值和意义的了解及认知，为进一步加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明确澳门的发展定位以及巩固和提升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了条件，也为澳门充分彰显其人文价值和完整塑造文化城市形象提供了学术支撑；逐步营造和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环境，催生了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和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

　　澳门学研究应从澳门历史发展的全域加以观察，将澳门近五百年的港城历史变迁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进程有机联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澳门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塑造后殖民的主流价值体系

　　澳门学的研究路径，反过来也促进着澳门本土文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着澳门特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

　　澳门的殖民管治存在了100多年，虽然历史上没有明显张扬的文化霸权，但殖民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意图客观上是存在的，美化殖民主义的意识和行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情绪和民众的思想。

　　综观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反帝反殖民独立运动，大多数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的后殖民政治发展和制度变迁并不顺畅，政权顺利过渡交接成功的个案极少。个中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一点，就是社会上未能成功塑造出后殖民的主流价值体系，精英阶层对新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框架及愿景缺乏基本的共识。然而，共识的形成需要知识的支撑，需要对本国本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有科学、客观、理性的认识，而无论是知识的积累和增量，还是知识的大众化普及，以及它的认知、认同的广泛获得，都需要知识分子的默默耕耘和吶喊作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要不没有形成本土知识体系，要不本土知识体系是由殖民者构建留存下来的，在这种背景下，除非政治行政精英完全由殖民国培养出来并普遍接受其遗留下来的知识体系，并且想方设法令这一知识体系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同，否则，很难形成主流价值，更无法达至政治共识，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便无从创立，动荡不安甚至社会撕裂也就不可避免了。

　　澳门学的贡献就在于积累和生产了知识，弥补了自身和社会的知识缺陷，并使得新的知识体系逐渐成形，为普罗大众所接纳和认同，在此过程中，把握了话语权并创造了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及其认同的基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澳门学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本土知识体系而构建的澳门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原载于《明月湾区》2022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