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何其芳

　　□祝淳翔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的思想转变是我长期关注的，并为之着迷。其一是周作人，他怎么会从原先激进的渴求变革的人物，转变成闲适甚至落后？另一位是何其芳，他又是怎么会从一个浪漫派诗人转变为激进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对此，有一种宏观的解释，庶几接近于事实，那便是环境使然。有学者指出，当1938年周作人附逆事件发生，何其芳撰文给予严厉批判，然而并未得到朋友们的响应，甚至朱光潜还公开劝诫他，使得他心灰意冷。

　　之前曾经拜读柳鸣九《翰林院二集》，书中有对何其芳回忆与思考的长文：“一个二十多岁的北大哲学系在读生，竟有那么美的想象，竟能写出《预言》与《画梦录》中那么纤美的文字，不是奇才是什么？”这样一位浪漫派诗人，在成为革命文艺家之后却从未摆老资格，而成为了柳鸣九眼中平易近人的领导，不显山不露水。而且，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何其芳始终保持“在文化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方针，“做些有建设性的、有文化积累意义的事情”。其中如“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隐约与何其芳当年的筹备与组织密不可分。

　　近读《王水照访谈录》一书，从访问者侯体健与被访者王水照教授的对话中，加深了对何其芳行事风格的理解。翻看王教授此前在《半肖居笔记》里写何其芳的一篇文章发现，当何其芳弥留之际，王守候在病房，故能详细记录他的最后时刻，并以听不清其临终遗言，引为莫大的遗憾。

　　在《王水照访谈录》中，有关何其芳的访谈共两次。第一次访谈几乎一上来就引用学者王彬彬《良知的限度》一文所持观点，驳斥其脱离历史语境，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期待。进而指出，本身无法改变的“失误”就不是“失误”。本质上，何其芳是学者、是诗人。与此同时，他还有“三个尊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具体来说，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是何其芳打报告确立的。而在历次运动中，钱锺书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也离不开何其芳的保护。第二次访谈则进一步解释“何其芳现象”（思想进步，创作退步），指出他“要走新的路子，新的创作与新的学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走出一条真正的新的艺术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