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1952-1997) |
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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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作家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他去世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许多人谈论的话题,甚至被认为是一个“神话”,其文化价值意义有待进一步评估。2023年5月13日是王小波诞辰71周年的日子,我们特策划此专题以志纪念。 A 海内外搜集,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羊城晚报:您的这部《王小波传》经过了几次修订再版,改动大吗? 房伟:这是第三次修订版了,修订了一些字句的表达,内容有一定增加,如相关图片和文字资料,还有因为有了些新的材料,对王小波的接受史研究这一块有所增加,还增加了梁鸿教授的一个序言,算是导读吧。 羊城晚报:第一版的《王小波传》写作差不多是十年前了,您当年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作品? 房伟:1997年,我大学毕业,正好王小波先生刚去世,作品开始流行。他的作品,对我的人生和文学观念影响很大。后来我读研究生,硕士论文也是以王小波为研究对象。这之后很多年,我写了不少有关王小波的论文。2014年,我在山东的高校任教,就萌生了写王小波传记的想法。为当代作家写传记很不容易,我自知能力有限,但是愿做些积极尝试。 羊城晚报:写传往往需要掌握一些“独家”材料,您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始写作王小波传记的? 房伟:作家传记写作,除了精彩的文本分析之外,必须要有相当的材料支撑。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租有房子,没有课的时候,就到北京去,住在北京,进行各项采访。济南到北京的高铁,还比较方便。感谢王小波先生的家人们,还有他的同学和朋友,热情地为我提供了很多材料。我还去王小波插队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采访了王小波当民办教师时教过的学生和当地的村民,也更详细地了解了早年王小波的一些生活轨迹,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文字资料的寻找,我也下了一番工夫,在美国及港台地区找到了不少相关资料,对于理解王小波,有不小的帮助。 羊城晚报: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把握文与史、史与论的分寸? 房伟:作家传记的写作,史与文必须结合,太多的史料沉浸,会造成文本缺乏取舍,臃肿而缺少提炼,要对作家的文学精神和人生有敏锐的洞察。这也是作家传记和一般名人传记不同的地方,当然,文也不能大于史,一定要有客观的态度,尊重史实,这也是一个基础。而史与论最好是有机结合,论从史出,以论点睛,这样才会给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 B 他有很强的理科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 羊城晚报:您追踪研究了王小波这么多年,并认为他如此广泛地被阅读被谈论被接受是一个“神话”。为什么这样说? 房伟: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扯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里,媒体权力、公共知识空间与不同的文学话语之间的博弈。王小波现象的不可复制性也在这里。我个人认为,王小波成为了一个文化热点现象,或者说是一个“神话”,是20世纪90年代特殊语境的产物。而王小波代表的文学品质,他提供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对中国真正走入现代很有启发意义,但也让他在当代中国作家之中显得非常另类,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这种“神话”也包含了后人的追慕。 羊城晚报:仅从审美的角度,从总体上您怎么评价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在现当代文学谱系里,他应该排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房伟:我个人认为,王小波的文学价值,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与研究,尽管许多文学史家都承认了王小波在当代文学的地位,但很多是将他与知青文学思潮相联系,有的将他与王朔相联系,从而作为个人写作的一种文学资源。但是,王小波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他并不是文坛体制的产物,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精英知识分子、报纸、电视台、二手出版渠道等媒介,共同推出的一个异质性作家。他有很强的理科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他对智慧、自由的推崇,他对小说文体的探索,都有着很强的先锋性。他对愚昧的批判和反思,带有很浓的启蒙哲理意味,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很深入,对普通人的生命尊严的观照非常朴素,但又能深入人心,这一点与自娱自乐的边缘化的先锋写作有着重大区别。他代表了另一种中国文学的可能性。 C 他的作品有两极震荡的效果 羊城晚报:王小波随笔寓理于趣,别具风格,您认为这是和他的哪些经历或阅读有关? 房伟:这可能是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他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研究逻辑学出身,这种逻辑学的训练,近乎于科学思维,对王小波有很大影响;二是来自他的理工类的知识背景,他的本科学的是商品学,硕士虽然在国外拿的文学学位,但非常热爱计算机,自己会写程序编程,有很浓的理科思维;三是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当知青的经历是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人生背景,很多都化为他的写作素材。当然,这也可以说,和王小波独特的气质有关,他始终游离在主流之外,形成了独立思考、善于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方式。 羊城晚报:小说《黄金时代》以特殊时代为背景,夹杂了很多大胆的描写,虽然说文学的边界广阔,但是不是有点过于放开了,或者是风格使然? 房伟: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对于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而言,都喜欢从“性”的角度表达小说的主题和人生感悟。这也不仅是王小波才这样做,而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对文学的“偏执性”的想象。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王小波的小说过于直露,缺乏含蓄,对女性的描写也不够尊重。但是,我们要看到,王小波的小说,有着非常强的男性向小说所特有的表述方式。但王小波的高明在于,他写得朴实直白,赋予叙事一种“平常人生”的温暖感。他把性爱看作“不可或缺”的人生一部分,并以此展开深度思考。 羊城晚报:《白银时代》的主题和写法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相当晦涩,是其探索阶段的表现? 房伟:王小波的作品,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有很强的精英知识分子气质,喜欢探索未知;二是面向大众普及启蒙道理。这在他的杂文随笔之中表现得很明显。但这也导致了他的作品有两极震荡的效果,《黄金时代》相对好懂,而《白银时代》则明显比较晦涩,需要有一定的阅读的门槛。这也不能说是“不成熟”,而是内在的构成比较复杂罢了。 D 王小波的时代过去了吗? 羊城晚报:王小波对于当下文学创作(作家)有何启发意义? 房伟:一方面是要深入生活,作家必须深入到时代生活之中去,才能写出有意思的、有价值的作品;二是要鼓励创新,但更要有独立的思考和人格,要对现实有深刻的理解,走自己喜欢的路,才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 羊城晚报:请您向读者推荐几部(篇)王小波的作品? 房伟:我最喜欢的王小波的作品有中篇小说《黄金时代》,长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万寿寺》《红拂夜奔》,随笔《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 羊城晚报:经过时间的淘洗,那些被“经典化”的作家一般具有怎样的特质? 房伟:能否经得起重读,这是检验精品的要求。很多作品当时名气很大,但时间效应一过,再回头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毫无疑问,王小波现在已经是一个被文学史经典化的作家了——尽管对于他的文学史地位的分析论述,还远远不够。 羊城晚报:新的一代作家正在成长,新的作品正在涌现,王小波的时代过去了吗? 房伟:王小波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他去世后有很多模仿者,但新一代的青年作家也在不断成长。属于王小波的那个独特的90年代文化氛围,已经和今天有很大不同了。青年作家冒出来很多,也都进行了有益尝试,写出了很多好作品,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影响一个时代的重量级作家。当然,这也许还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才更公正。期待青年作家能有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